康有为是一个历史学家
    西方汉学家曾经把康有为看做是一位改革家和一位乌托邦的理想主义思想家。随后，他们便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他大量关于中国君主体制的论文及手稿上，以及放在他重新注释孔子的教义为改革提供哲学基础的作品上，认为这些思想导致了《大同书》的诞生。
    然而，现在康有为被认为是一位历史学家。早在1898年他就把从其他国家发生的历史事件的比较中得出的观点作为说服光绪帝进行改革的论据。为达此目的，他套用了传统中国历史传记的模式，即把过去视为当代的一面镜子，而现在的状况则被认为是历史发展的反映。康有为是将这一传统方法应用于非中国地域历史的第一个批中国思想家之一。结果，不仅存在于过去与现在的时间上的不同被消除了，而且，空间地域的不同也被消除了，各种地理上的区域被演绎成传统的中国历史概念。这在一定意义上，把世界历史简约了。
    根据传统上的注解，一个人应该从历史的镜子里学到两样东西：一是，发现坏的行为或不良发展事例作为警示，以避免此类事情的再一次发生；二是，以好的行为和发展事例作为标准和模式，以引导社会前进。
    1898年的历史作品
    康氏戊戌年间作品的内容主要集中在改革问题和探讨“镜子理论”的第一作用。康有为写了关于法国革命的长篇文章，强烈地批评了法国革命，并分析了路易十六王朝被推翻的原因。在康有为的眼里，路易十六是因为忽视了人民的意愿以及不能及时实施改革而被推翻的（注：康有为：《进呈法国革命记序》，见《康有为政论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 1981年版，308～310页。据康有为自传记载，康曾在1898年6月向皇上呈递两篇分别名为《法国革命记》和《法国变政记》，对此现在一些学者怀疑（参见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83～389页）。）。在另一篇关于波兰被瓜分及衰落的文章里，他沿着相似的思路进行阐发。他预言在19世纪末叶中国必然受到外国列强的征服和瓜分的威胁，就像波兰在一个世纪前所遭受的那样[1]。由于“镜子理论”的第二个作用，康有为在他研究俄国彼得一世改革[2]及日本明治维新中[3]，提出了改革标准和模式的问题。他建议把日本和俄国作为榜样，请光绪帝“以俄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4]。他分析这两个国家，就像那时的中国一样被外国列强控制着，但后来通过改革提高了国力，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君主发号施令。一个国家可以从他们的历史中学习到有关过渡到君主立宪制的经验。康有为也看到了另外一种可比性必备条件，那就是俄国同中国同样是一个大国，无论是语言、习惯和风俗都同中国一样有许多相似之处，尤其日本更应该成为一个榜样。因为在明治时期，它有选择地吸取了许多西方的科学和技术，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5]。为了解释改革的必然性，一些相同的特征被归纳，从而将俄国与日本归纳为属于同类的国家并从这些类比中得出了走君主立宪道路的结论。通过对俄国及日本历史演变的思考，中国人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他们自己的问题及潜在的力量。
    尽管在他的自传中，康有为称从1898年的8月末至9月初，写了两篇关于法国和英国的改革的文章（但至今没有一篇文章被发现）（注：康有为也曾提到过《德国变政记》，引作《德国威廉第三变政记》；现代研究假定这两篇文章可能是早就已编订而不是在“百日维新”当中编写的（详见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第383～389页）。），但对他来说，这两个国家毫无疑问至少在“百日维新”时是无法与俄、日一样可以同中国相比的。
    在1898年时期，康有为的历史随笔有实用性与政治性两个特点。其主要内容很明显是讨论改革事宜。康有为总结出这些特点的主要材料建立在始于19世纪80年代的关于西方国家的信息的基础上，如新闻、文章、报道及译作的出版。例如上海杂志《西国近事汇编》、《全球杂志》、1889年以后的《万国公报》。康有为在此后七八年内写的历史性作品也都建立在对西方历史研究的中译本上。它们不再局限于对改革事件的描述，而是扩大到从始到末的对一个国家历史的完整描述。而且这些作品因溶入了康有为的后来描述过的环游世界时所得的个人印象及观点而富有个性及特点。
    后来的作品属于康有为历史作品的第二阶段：1905年的《瑞典沿革考》[6]，1906年的《法国创兴沿革》[7]和1906年《德意志沿革--奥地利匈牙利沿革附》[8]。
    这三篇作品分别谈到了各国的历史、经济及政治形式，包括与中国形成的对比和在这背景下康氏个人的评价（注：康有为发现，14世纪的瑞典，也就是在明朝之初，还只是处于中国在“共工”统治之前的几千年间经历的社会经济状况（炎帝和黄帝时期）。他注意到瑞典只是在17世纪开始崛起，也就是在中国的明末清初时期。康有为认为，这一个现象证实了孔子的一句话：“后生可畏”。康探究这么一个事实，像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古老文化的国家在西方并不受尊敬，反而是日本人和日本产品比中国人和中国产品更受重视（参见康有为《瑞典沿革考》，见《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遗稿》第327页）。在他的有关法国内容的文章中，他并没有使自己局限于1898年他对法国革命批判的观点，而是提出为什么民主思潮和民主革命都首先出现在法国，而这些原本曾经出现在中国。他发现有这么一个原因，就是法国的封建诸侯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影响力，也不存在拯救帝王--这个权力的惟一拥有者的位置。康有为还提到其他一些在法国存在但在中国不存在的一些因素，包括贵族统治和教权对人民的压迫，还有哲学思想的启蒙。他说在中国民主革命的时机和民主之法度还未成熟（参见康有为《法国创兴沿革》，《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遗稿》第355～356页）。）。然而本文现在研究康氏的历史比较和类比方法的内涵，主要范围是关于德国历史的文章，因为后者的确有许多可比性，因此他进行了深层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