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的思考和同类的概念
    在大量的文章中，现代作家摆出许多康氏的类比，从一个学者的立场上看是站不住脚的，并表示康氏用这种类比惟一目的只是为了让一个对中国读者陌生的题目变得更熟悉，使简单的文章更有可读性。但是这种结论似乎是不完全的，因为它对类比方法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在中国的历史传记的传统中与同类关键概念的联系[16]。
    Joseph Needham 在参考了传统的联系或有关系的并列的思考后表示：“象征性的相关或相符都是一个巨大模式的组成部分。事物不是必须按一定方式行为的，因为有其他事物次要的欣慰或推动。但是因为出于不断运动循环的宇宙中，它们的位置便是被赋予内在的属性，使得属性不可避免地为它们服务。它们就是对外依靠在整个世界有机体的组成部分上的。不像因果论那样，宇宙的事物和事件有体系地形成一定的结构，从而使得各部分的所有相互影响有条件发生。为了代替单纯评述的现象，中国古人记录了变化的各个方面。如果两个方面似乎能联系起来，他不是通过一种原因关系的方式，而像事物的正反进行配对，或者用《易经》所用的暗喻法，象回声和声音，阴影和光一样”。这样思考的结果就是，如果事物不是与原因而是与其它一方面联系的，它们被认为是属于同一类的事物，因此相互之间是相互共鸣或互补的。
    Krol是一位对司马迁进行专题研究的出色作者，他把“类”这个术语解释为在联系性思维中的基本概念。他研究了所谓的“类”的思考对司马迁及其《史记》的影响。
    在联系性思维中，事物属于同类，如果它在任何一方面有相似或在联系方式上相似的话。因此像Krol指出的那样，甚至那些从因果角度看有实质性的不同也可被视为同类。Krol引用了汉早期杜钦在他对《春秋》的集注中曾表达的这样一个观点，权利由天子移交到了仆人或下等人的手里，丈夫被妻子虐待，甚至像野蛮的侵略，一位官员或儿子反过来对抗统治者或父亲那样不同的事都可以导致地震和日蚀，因此仍被孔子归为同类[28]。
    Krol进一步说明，这种同类的观念在司马迁的“和谐体制”中以及汉时期同类的联系事物中都持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这就对《史记》有很大的影响。在《史记》中司马迁不只一次强调这样一个观点，同类事物相互包容。在第61卷，他从《易经》引用了这样一个短语：“同明同照，同类相求。”或者“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董仲舒也曾表明过同样的观点：“善言天者必有徵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18]。
    首先，司马迁把同一族名的人视为同类。这些人有同样的道德和雄心。这种同类的人格种类在《本纪》中有描述，在《世家》中也有，同时在一些传记的篇章中也可找到。然而，不同族名因他们的德行或在社会中的作用和活动而相连的人也可被视为同类[31]。我们可以在《列传》（如第65卷，第76卷）中找到这第二种同类。在文集中，有关系、没关系的人出在一篇或同一卷中，是因为他们做同样的事，有同样的行为。正如Krol指出的那样，甚至《史记》其它篇章里（如第5～6卷，第8～12卷，第53～54卷，第55～57卷，第69～70卷，第87～88 卷）都有此类现象。总的说来，大体考虑到了编年体的原则，但第119 卷《循使列传》和122卷《酷吏列传》打破了这样一个规则， 我们可以发现生活在不同时代且不同族名的人被归在一类[32]。最后，甚至在一个只写个人传记的独立篇章，我们也可以发现司马迁在写自己眼中的英雄人物时参考了其他同类的人[33]。对司马迁而言，同类就意味着为同样的事业而奋斗，就像在汉朝早期英高所说的那样：“那些有相同恨的人会相互帮助，有相同喜好的人会紧密团结在一起，有同样感觉的人会互相完善，有同样欲望的人会相互督促，有相同利益的人会相互残杀”[34]。
    结论
    人们可以从这一小段对司马迁的中肯详细的评述中，看出在一定程度上人类的事物、行动和事件的结合，是传统历史传记的基本元素。这种现象来自于联系性思维本身的结构，也来自于由孔子立下的历史传记的总原则。根据后者，历史和历史性的作品都被要求教育人们，并引导他们进行正确的行为规范。但是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只有让人们知道哪些行为是符合种族标准的，而哪些人及其行为是没有达到标准的，这样就有必要对他们进行归类。这种分类归纳不需要对历史环境以及相关人和事件的环境有一个综合性的分析，而惟一需要的是历史学家建立一个种族的政治标准。
    如果我们仍然保持同类概念的传统作用，那么这就会变得显而易见，为什么从简单的靠历史学家的假设，德国和中国就可以分享相同的奋斗、繁荣、力量、独立和支配，康氏试图将两个国家的历史归为同类。在同样的基础上，在一定程度上各组成部分相互促进、相互吸引。这种吸引的种类也很可能在1919年凡尔赛之后，当一些中国人开始谈论或分享着德国和中国作为同盟的战败国的命运，这就是同类，这便忽视了各部分之间次要的不同及发展上的特点，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可以被历史学家形成一幅对比图表的各层面上。在关于德国历史的文章里，同类的概念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这个概念是大规模对比的基础，似乎这一概念能使他将类比上升到镜子规模，甚至为有形的事物考虑到非实际方面，这种类比方法的运用不仅目的在于使文章更有可读性，而且用分类法证实，强调其基本的前提条件是整个比较性文章的特点。
    由于身处过渡时期，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传记的转轨刚刚开始，康氏的历史性作品不可避免地有两者的痕迹。他关于德国历史的文章明确地显示了这种过渡时期的复杂和矛盾，这种传统的方法甚至反映在关于中国以外的历史事件的作品中，然而康氏文章的形式和方式却已经变成新式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