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为了将德国的历史作为改革中国现状的镜子，一些基本的相似点在德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和中国现状之间，至少在比较的平面上是近似的。如果分类排比的话，就能得出适当的结论和比照。如果同类概念结合起来，历史学家可能希望达到同样的认识，就像孔子写了《春秋》那样，即“依靠其它事件的史实，来记录过去，为了让人民同时了解同时代的大事”。上面曾引用过的《日耳曼史》的序言的作者感觉出了一个同类的事实情况，那就是德国和华夏分别位于欧洲和亚洲的中心，即“日耳曼国于欧洲中原与华夏国于亚洲中原同”[18]。这里与康有为表达了一个相似的观点。他沿着多数欧洲人甚至北美各国的出现，追溯到日耳曼人的起源，将日耳曼时代同周朝进行了比较，他说：“比之吾国古者，日耳曼人有同成周”[12]。他进行了日耳曼部落在欧洲的支配力量和姬姓在中国周朝的力量对比。他认为，只有在他们的统治下，才能实现政治上的霸权和文化上的繁荣。
    然而关于德国历史上的统一和中国有类似的话，是下面的假设：在一段长时间的无数的起伏后，在几世纪的被外国列强的瓜分和压迫而衰落后，德国人终于成功地统一了德国各部，成为一个巨大的强国，不但摆脱了所有外部的干涉，而成为欧洲的支配力量，这是建立在军事力量和经济、技术和文化史无前例的发展上的。这样的一个成功实体是开明的爱国君主统治的结果，他们引进了改革，渐次使专制制度过渡到了君主立宪制。这些信息传达给了那些希望从康氏的文章中有所得的中国读者。尽管在德国和中国之间存在着许多差别，然而必须看到中国走德国历史革新道路的潜在力量。
    次要类比
    德国和中国属于同类国家这样一个基本假设，使康氏能够从德国的历史上找出各种细节、条件和数字来论证自己的理论。这种类比的例子比比皆是，即所谓日耳曼国的欧洲如英格兰、瑞典、丹麦等，同姬氏家族统治下的春秋各国看起来是很相似的。在春秋时期的宋国可以和意大利相比，秦国可以和俄国相比，齐国可以和法国（因为齐国失去了在中原的支配地位）相比，楚国可以和西班牙相比，在日沙立曼统治下的欧洲的统一可以同周武王和秦始皇所取得的功绩相比。欧洲13世纪的空位期可以说和公元前9世纪中国的共和时代相似。19 世纪普鲁士和奥地利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也同晋、楚在后周时期无休止的战争相似。在罗马帝国外围客罗多统治下的瑟灵王朝的兴起，与刘渊时的南匈奴的兴起相似。10世纪阿图一世期间将首都从德国土地上迁到罗马，与辽、金、元并存时期的魏文王迁都相似。而阿图一世认同下的罗马帝国，被解释为是日耳曼人进入文明时代的开始和继承东罗马遗产的当然之事。康氏在这里看到了中国南北朝时期将正统遗产转移到了南方有相似之处。
    康氏认为在迁都之前，日耳曼人像中国的匈奴人、克尔特人和盎格鲁人分散居住在阿尔卑斯山和萨莫山北边，在那儿他们威胁到了罗马帝国和中国帝国。佛兰克和萨逊的统治者可与南中国的宋、齐、梁、陈各朝相比，东佛兰克国的瓜分如同北魏之分裂成东魏和西魏而为齐、周焉。德国和法国在欧洲为争夺霸权而斗争，如齐、周，既为北朝之正统，而其南有西班牙，又亘古自立国。其西海岛有英，又亘古自立国。其北丹麦、瑞典、挪威、波兰、荷兰、俄国或自臣属而立国，变化不常，而皆能久立坚固，比于吾国，英其高丽欤！
    然而有时康氏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他试图在历史的对比和类比时也有一定局限性。例如，当他指出欧洲的周边国家像英国和西班牙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发展水平，而且相互之间制造了战争。为了比较，无论是高丽和安南与中国文化很接近的亚洲国家，还是日本都不争中原之牛耳。因此，他以一种几乎失望的口气评论道：“故无得而比焉”，“惟此之与十六国相类”。对这样一个类比，康氏接着写道：“然十六国之为日甚短，与彼千年之立国不同，无得而譬焉”[13]。尽管佛兰克国的被瓜分和北魏的分裂属于同类，但有一点应该考虑进去，康有为认为，日耳曼人是与法国非常不相同的，因为他控制了一个更大的国家，包括几个属国，并被罗马皇帝授予了王冠。英格兰以一个岛国面貌出现成为一个周边国家，但是它在军事上是很强大的，几乎和法国发生了一样多的战争，它的活动只可以和耶律楚材的燕云十六州的军事占领一样进行比较。但对这样一个类比，康氏再次指出，似乎只有以进化论的角度来看才有可比性，因为在实质上两者的现象都是非常不同的。就西班牙和安南发展比较而言，康氏也注意到，西班牙在最伟大的时期，曾统治了一个有很大边界的国家，甚至同罗马进行竞争，它的地理位置也是“与吾国不类”[14]。
    从这些评论可以看出，康氏自己已经认识到了他的历史性类比只涉及到了表层现象而未能触及实质上的不同和不相似。从欧洲的历史发展和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康氏看到了不同，如实际上在春秋后的中国，被征服国的封建君主变成了征服国的统治阶级之一，考虑到国家中央集权的利益，在边境地区未开化的野蛮人也被要求改变他们的统治者及制度。但是不像中国，欧洲似乎没有如此明智仍让被征服国存在，阻碍了统一大业[15]。
    当康氏在文章中分析这各种镜子类比的作用时，发现一些观点。首先，不论是按年代先后的原则，还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都不起任何作用。现代社会的大事可以自由地与古代的任何时间相比。第二，类比的例子经常涉及到春秋时期，因为康氏明显地将这一段视为一关键时代，造成这种现象是因为孔子早在他的《春秋》中推出了传统中国历史传记的基本原则。第三，越接近现代，康氏越少使用了具体的类比，对两国历史发展更多关心的不是相似点，而是不同点。他看出在欧洲的封建制度的不统一及战争与在中国的中央集权及和平的不同：欧洲经济、政治上的进步和中国的停滞不前。这种态度是非常可以理解的，由于康氏只简单地想到了显示德国在现代所选的不同路线来实现富裕和强大，而中国仍然不得不尾随德国的例子左右摆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