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初到18世纪中叶，是英国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传统上把这一时期称为转型期，有些西方学者称之为近代早期。20世纪60年代以前，历史学家们一直认为，该时期英国仍属传统的农业社会，农村劳动者依附于土地之上，流动性很低。近年来，随着历史人口学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此论点站不住脚，当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规模很大。本文从农村和城市两方面分析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
    一、农村人口增长对土地形成的压力
    从英国人口迁移史看，较大规模地人口迁移始于13世纪。主要原因是由于当时英国许多地方实行长子继承制，没有继承权的子女为了生存，不得不迁移到别处寻求出路。16世纪以后，随着农村人口的快速增长，人口与土地资源的关系日趋紧张，迁移规模不断扩大。据统计，16世纪20年代，全国每年的迁移人口大约占总人口的15%,17世纪上升到30%以上。[1]（P8-9）17世纪中期以后，人口增长减缓，但迁移规模没有减弱。在一些乡村，人口每10年的变动率在50%以上。[2]（P67）虽然其中不少人只是从一个乡村迁往另一个乡村，但迁往城市的人口不在少数。克拉克通过对1660年至1730年坎特伯雷、诺里奇、剑桥、索尔兹伯里、格洛斯特、考文垂和利奇菲尔德等主教区法庭7 047名作证人的调查，发现城市人口有近2/3属于迁移人口。[3]这一时期英国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呢？其中既有自然环境因素、社会因素，也有经济原因和人口因素。从16世纪情况看，迁移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人口压迫生产力”。
    英格兰人口1525年左右大约只有220万，1541年达到了277万，年均增长率约为1.35%。1541年以后，增长的势头有所减慢，但是，在整个16世纪，人口一直保持持续稳定的增长，只是在16世纪50年代末期出现过暂时的逆转。历史人口学家里格利和斯库菲尔德利用“逆向推导法”推算，英格兰人口增长的高峰期在16世纪的第三个25年，年增长率将近1%。1601年英格兰人口为411万，1651年达到523万，此后，人口出现了停滞和下降。17世纪末，人口再度缓慢增长，到18世纪30年代人口数超过1656年的水平，到1751年，整个英格兰的人口达到557万。另外，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的人口17世纪初约190万，17世纪中叶约有220万。
    如此快速的人口增长，特别是16世纪的增长，必然对土地资源造成巨大压力。早在1884年，恩格斯就在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论著中，提出了“两种生产”即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的生产的理论，认为作为生产力首要因素的人在生产时需要与生产资料相结合，要与物质资料的生产保持适当的比例，过之与不及都会造成社会生态的失衡。[5]（P2）除开“算术”、“几何”之类的问题不论，马尔萨斯也表达了同样的见解。转型期的英国基本上仍是一个农业社会，绝大多数人与之结合的生产资料是土地。因此，人口与土地之间的比例关系就成为衡量两种生产是否相互适应的一根标尺。人多地少，两种生产比例严重失调，意味着什么呢？不言而喻，相对过剩人口的大量存在。据统计，1520年至1600年农村农业人口增长了近60%，而土地开垦的数量很少，直接后果就是造成边际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和大量剩余劳动力。英国农村的经济结构、生产经营方式和经济结构特点决定了剩余劳动力不能像其他国家那样通过耕作方式的集约化、租佃规模的缩小的办法，使他们作为隐性失业者继续留在农村。这些失去土地或破产的小农只能或是靠从事家庭工业补充生计，或是充当农业工人，或是舍弃家园，移居他处。充当农业工人是破产者的主要出路。据统计，17世纪，农村中有2/3的劳动力生活和工作在主人的家中，充当主人的仆人或为主人从事耕作；向外迁移，城镇是他们的首选落脚地。当然，也有一些人选择去了有大量的荒地或公地的林区。
    二、农村经济转型产生的推力
    在城市商品经济的冲击下，这一时期英国农村爆发了圈地运动，发生了农业变革。尽管历史学家在圈地运动的原因和结果方面存在不同看法，但毋庸置疑，它造成了大量农民离开土地，成为流离失所的人。根据对24个郡的调查和统计，1485年-1517年共圈地101 293英亩，毁房屋1 745间，有6 931人被逐出家园。[6]（P211-213）16世纪70年代末到17世纪初的圈地运动虽然不再大规模变耕地为牧场，但荒地和公地的被圈占，仍然使无数自耕农和茅舍农等小土地所有者被迫迁移。著名学者盖伊根据1517年、1549年和1607年政府组织的几次圈地调查委员会的调查资料统计，从1455年到1607年的150年间，在所调查的24个郡共圈地516 673英亩，占总耕地面积的2.76%，被驱逐的农民约有3至5万。[6]（P55）圈地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材料并不全面，统计数据可能偏向保守。17世纪虽然圈地速度减缓，但18世纪上半期又开始了国会通过立法方式进行的圈地。
    圈地运动还引发了农村经济的变革，主要表现在：大农场制的建立，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生产技术的进步和管理水平的提高等方面。
    16世纪随着人口的增长，特别是非农业人口的增长以及毛纺织业的发展，增加了对农产品的需求，许多地主、富裕的自耕农把土地作为牟利的手段，实行规模化经营，进行商品生产。这既冲垮了旧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结构，又荡击了以小农个体生产为基本模式的封建生产组织、经营方式，加速了小农与土地的分离。根据对16世纪52个庄园中的67个农场所作的调查，其中37个农场拥有土地面积超过200英亩，17个农场的土地多于350英亩，有2个农场的土地在850英亩以上。[7]（P212-213）到18世纪，英国100英亩以下的农场数目进一步减少，300英亩以上的农场数目显著增加。如牛津郡的24个教区，持有土地100英亩以下的自由持有农、公簿持有农和终身佃农从17世纪初的482人减少到1785年的212人，他们占有的土地减少了2/3以上。[8]（P132-133）土地占有关系的这种变革，促使了小农破产，极大地刺激了人口的迁移流动。
    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也产生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农村产业结构是指农村经济领域各个部门之间的结构关系。16世纪英国农业资本主义生产走的是一条农牧混合制的道路。由于畜牧业对劳动力需求量大大低于种植业，据瑟斯克估计种植业与畜牧业所需劳动力之比是100∶20,[9]（P104）所以，随着养羊业比重的提高，农村对劳动力的需求反而减少，使原来相当一部分的农业劳动力成为不必要，从生产技术的角度提出了必须让农民与土地相分离的要求。
    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和管理水平的改善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增加了农业产量，也使农村释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投资于农业生产的大农场主为了增加土地收益，满足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和工业对农副产品和原料的需求，实行了农牧混合经营方式，在16世纪下半叶英国各地普遍推行“轮换耕作法”（Up and Down Husbandry，意为田地不再撂荒，实行数年作耕地和数年为草场的互换），进行土壤改良、沼泽排涝、草场灌溉等技术；采用新型农具，如马拉的双轮犁、荷兰犁、双垄犁、无轮犁等；从荷兰等国家引进先进的农业机械，如播种机等，实行精耕农业。这样，对劳动力的需求出现大幅度下降，使不充分就业和失业大幅度增长。据亚瑟·扬统计，1770年，8-25英亩的农场不需投入全家的劳动力；36英亩的农场只需一个男劳力；在50英亩的农场上，一个男劳力占总劳动力需求的53%。[10]
    农业生产的这一巨大变革，无疑有利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和专业化水平。但这种进步是以牺牲小农为代价的。它“以极大的规模，像奉天之命一样，拆除耕地上的那些小屋。因此，许多工人不得不到村镇和城市里去寻找栖身之所。”[11]（P774）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外迁又会进一步带来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效应。“人口不断地流往城市，农村人口由于租地集中、耕地变成牧场、采用机器等原因而不断地‘变得过剩’，……尽管农业工人的人数不断减少，他们的产品的数量不断增加”。[11]（P758）可见，农业革命同人口迁移之间的循环链是：农业规模经营--农业劳动力过剩--农村--城市人口迁移--更大规模的经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正如马克思在《强迫移民》一文中所说：“现在，人口的过剩完全不是由于生产力不足而造成的相反，正是生产力的增长要求减少人口，借助于饥饿或移民来消除过剩人口。现在不是人口压迫生产力，而是生产力压迫人口。”[12]（第8卷P619）
    三、社会因素的影响与城市的拉力
    英国的财产继承制与学徒制也对人口迁移产生了影响。从13世纪开始，英国大多数地区实行财产不分割的长子继承制，尤其是社会上层由于怕家庭社会地位下降更是如此。16世纪乡绅和贵族的余子经常还能得到小块土地，作为终身的礼物。到17世纪通常只能得到维持基本生计的终身年金。因此，如果他们选择停留在家乡，就会下降为茅舍农。为了求得生存，没有继承权的贵族子弟大多受父母资助离开家乡去城市接受教育，或寻求教职、官职和军职。平民子弟则往往去城市充当学徒和佣工。在16世纪，充当学徒是农村中下层家庭出身的人跻身于手工业行会，成为师傅和作坊主的唯一途径。17世纪下半叶，学徒制逐渐走向了解体，从农村迁往城市充当学徒者人数大为减少。迁移者大多流向行会控制之外的手工工场去充当雇佣工人。
    关于学徒、仆役的人数，据贝福德郡6个教区的统计，1599年到1796年间，15-24岁在外充当仆役、佣工的人占该年龄段人口总数的33%，也就是说，该年龄段的孩子有1/3出门作佣工。许多地区出外作佣工的人数占当地总人口的13%左右。[13]（P256）著名学者怀特的估计与此基本相同，认为16、17世纪，当过仆役的人口比例达1/4到1/3。[14]人口史家库斯莫尔估计，17世纪后期到18世纪早期，英国人口中有18%的人是仆役，占相应年龄人口的多数。[15]（P67）从下表我们可以看出，拥有仆役是英国家庭比较普遍的现象。
    总之，这一时期英国的人口迁移，从农村角度看，既有“人口压迫生产力”的原因，也有“生产力压迫人口”的原因，两者交织在一起。当然，城市工商业发展产生的拉力也不可忽视。在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农村人口不可能大规模向城市迁移流动，向城市迁移者多是逃亡的农奴。转型期人口迁移规模的扩大，一方面是由于农村出现了剩余劳动力，受到农村巨大的“推力”作用；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城市产生巨大“拉力”的结果。这种拉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雇佣机会多。城市是工商业中心，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各种专门职业和家庭服务等众多行业以及行政机构的发展都需要大量劳动力，这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广泛的就业机会；二是工资收入高。据经济史家索罗尔德·罗杰斯和吉尔博统计，伦敦手工工匠和雇工的工资大致比英国南部地区高50%以上，有些年份高达70%。[17]（P171）英国南部地区同其它地区相比，工资还算是比较高的。由于存在如此大的收入差异，所以利益趋高机制不能不令人趋之若鹜；三是救济水平高。16世纪中叶，伦敦、诺里奇和约克等城市就进行了为救济贫民而强制征收地方税的尝试。多尔切斯特和索尔兹伯里等城市则建立酿酒厂等作坊，将所得利润用来经常救济贫民。据统计，1480至1660年伦敦人的慈善捐款达50多万英镑，仅1660年其慈善基金就支持了1.7万人。[18]（P125）所以，大量在农村无以维生的贫困者流向城市，希望在这里得到救济；四是文化生活的诱惑力。城市有学校、剧院、书店和咖啡馆等文化和娱乐设施，非农村所能相比。因此，饱尝田耕之苦、单调无味生活的农民，对城市深为羡慕。
    另外，城市的吸附力还源自于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的特点。转型期英国城市的死亡率非常高，加上瘟疫频繁侵袭，死亡率常年保持在50‰以上。如果没有新的人员补充，城市就无法生存下去。正如布罗代尔所说：“城市被迫不间断地招募新的人员，这是生物学上的需要。19世纪以前，城市的出生人数很少超过死亡人数，也就是说死亡率过高。如果城市人口要增长，它不能只靠自己。这也是社会的需要。城市把低贱的工作留给新来的人去干；……需要一个损耗快、应该迅速更新的无产阶级。”[19]（P5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