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海外殖民的反馈：自组织得以发生的超阈值的“输入”
    自组织理论认为，自组织系统并非不需要与外部环境相互交换物质、能量与信息。正相反，只有当外部环境向系统输入的物质、能量和信息达到一定的阈值时，系统才能够自组织起来，即系统必须是开放的（但输入的不能是特定或有针对的“干预”或“指令”，否则系统的演化就是他组织了）。除了迈锡尼时代的殖民外，希腊人在前8～6世纪又进行了规模更为宏大影响更为深远的第二次大殖民运动，海外殖民地从原来的小亚爱奥尼亚、伊奥利亚诸邦一直扩张到地中海和黑海沿岸。海外大殖民，起初至少部分地缓冲了人口对土地的紧迫压力，使得以农业为基础的城邦经济能够初步地自给自足，公民的土地权益也得到暂时的维持，自由民主的城邦制度也有了继续生存和发展的根基。但随着殖民运动的周期性进行，这种“初步”和“暂时”也就逐渐成为“稳定”和“持久”的趋势了：殖民运动的扩大和深入，海上贸易的发展和繁荣，不仅仅是维持了城邦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而且更极大地刺激和转变着城邦的经济结构。商业和手工业开始逐渐上升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城邦的经济结构也由内向封闭的农业型逐渐转变为以对外贸易为主的商业型，从而最终确保了城邦经济的自给自足；随着本土与海外交流的日益频繁和密切，小亚细亚诸邦历史演进的超前性（尤其是城邦本位主义等理念）无疑影响了本土城邦制度的最终巩固；同时，本土城邦的经济结构由内向农业为主到外向商业为主的巨大转变，不仅最终奠定了持久稳定的城邦制度的经济基础，而且导致了城邦制度的政治基础--民主政体或自由寡头政体的长期巩固。这是一幅何其典型而生动的古希腊城邦系统与外部环境（海外殖民地及其他海上、海外世界）之间的物质、能量（经济、政治）和信息（意识形态等）的相互交流和作用的图景！可以说，正是从外部环境输入的这些经济、思想和政治等超阈值的“酵素”或“活力”，并与古希腊历史遗留下来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基础、氏族民主的政治形式及绝对多神论、神人同形等宗教观念的有机融合和作用，才使古希腊城邦系统的自组织得以发生--即古希腊城邦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三方面相互作用的城邦本位的社会一体化结构才能最终确立；政治上实行“法治”和主权在民、直接民主的公民制度；经济上体现为以农业为基础、对外贸易为主的自给自足经济；兵制实行公民军即一种非常备的由公民组成的军队的制度；意识形态，绝对多神论、世俗主义和崇尚自由的精神；城邦际对外政策，由于公民制的严格排外性，因而是城邦主权至上和闭关主义。当然，希腊诸邦内外条件的不同，其演变的轨迹也就可能多种多样，但就其城邦制度的根本内容和性质来说，又具有极高的一致性，即以极端的斯巴达而言，其政治制度中的自治、自给、主权在民和直接民主等特征，大体上也与一般希腊城邦一致。此外，城邦间在争夺海上霸权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加之由于商业竞争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而引起的猜忌甚至仇视，则加剧了城邦间的分立。
    所以，海外殖民的反馈，一方面向古希腊城邦系统输入了自组织得以发生的超阈值的物质、能量（经济、政治）和信息（意识形态等），确保了系统的开放性，但另一方面，城邦制（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三方面相互作用的城邦本位的社会一体化结构）的巩固和完善，又加剧了城邦间的分立。
    4 “势力均衡法则”：系统内各子系统（城邦）间的竞争和协同
    自组织理论认为，自组织系统演化的动力来自系统内部的竞争和协同这两种相互作用：子系统之间的竞争使系统趋于非平衡，而非平衡正是系统自组织的首要条件；子系统之间的协同则在非平衡条件下使子系统中的某些运动或变化趋势联合并放大，从而使之占据制高点，支配系统整体从无序到有序的演化，即自组织起来。关于由分立的子系统构成的社会系统，英国著名史学家汤因比（Toynbee A J ）曾说：“势力均衡是一种有关政治力量的体系，在一个社会分裂为许多互不依赖的区域国家的时候，这个体系就要发生作用”，[5] “如果有任何一个国家想增强它的实力，超过一般水平，那么在附近的所有其他国家都会自动地对它施加压力”。[5]的确，古希腊城邦的分立局面一出现， “势力均衡法则”就一直在起作用，尤其当城邦制度巩固和完善之时（城邦本位主义、公民制的排外性、经济的自给自足、崇尚自由的独立精神以及海上霸权、商业竞争中的冲突甚至仇视等），情形更是如此，譬如，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败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势力均衡法则”起了作用。希波战争后，雅典企图将其他同盟城邦都降至臣属地位，而各同盟城邦都想乘雅典的任何一次军事失利来恢复其本身的独立。同时，因担心雅典不久会将霸权扩张到整个希腊，因此，不仅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而且还有希腊的西部城邦都变成了雅典强硬的死对头。这种内外交困的境地终致雅典于惨败。同样地，此后斯巴达和底比斯都曾先后妄图长期称霸整个希腊，但都在其他城邦的联合进攻下一一化作了泡影。这一切无一不与“势力均衡法则”的一再起作用有关。需要指出，“势力均衡法则”起作用只是一般的情形，而战事的成败也会产生例外的结局。譬如，早期罗马因在战场上击溃了反对它的拉丁等同盟，从而一再地（正反馈作用）冲破了“势力均衡法则”的罗网，最终演变成统一的奴隶制大帝国。
    古希腊城邦系统独特的起源、演化和结构（尤其是城邦本位主义和排外性）决定了“势力均衡法则”能够长期起作用，从而导致了城邦分立的长期性，即使共同的政治和经济等利益（如抵御外敌入侵、维护海上霸权、反对企图凌驾于各邦之上的霸权等）促成了某些或所有城邦（如希波战争）的暂时联盟，但只要共同的利害关系一解除，各邦之间又会出现分立的趋势。“势力均衡法则”的起作用，即系统内各子系统（城邦）间的竞争和协同，使系统得以从无序到有序的自组织演化--对古希腊城邦系统而言，这种有序则表现为城邦之间的长期分立，而并无一个外来的或凌驾于各邦之上的专制的统一霸权或最高王权。必须指出，“势力均衡法则”作用的结果，是一般地将各方的政治实力在各方面都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使各方得以相互牵制、彼此共容地存在。于古希腊城邦系统而言，则表现为竞争远远多于协同，甚至协同在某些时候和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更高层次的竞争--弱者的联盟与强者的霸权的竞争。因此，系统达到的有序也只能是一种能态较低的有序--能量多被内耗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