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8月9日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辞去总统职位，由副总统福特接任总统一职（1974年8月9日－1977年1月20日）。福特入主白宫后， 基辛格仍主持国务院工作，所以福特政府的外交常被看成是尼克松外交的简单延续而没有什么建树。美国外交史学家沃尔特·拉菲伯认为美国外交政策在1974年8月福特取代尼克松以后“没有什么改变”。[1]（P282）另一位外交史学家罗伯特·戴文在总结福特政府的外交成就时认为事情只是比1974年上台时“没有更坏”而已。[2]（P213）其实， 与尼克松政府相比，福特政府的外交政策是有较大变化的，因为毕竟福特上台的时候美国外交的内外环境都在迅速发生变化，福特政府一方面继承了尼克松政府的缓和政策，另一方面又对美国外交的重点和方向作不断的调整，从而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特点。这主要是，改变美国外交长期以来只关注安全问题和东西方关系、忽视经济问题的政策模式，开始把经济摆在一个比较突出的位置，重视与西方盟国的政策协调，以使美国外交能够适应70年代全球经济相互依赖不断加深的现实；改变尼克松政府在对待第三世界问题上的消极、被动态度，开始积极主动地参与南北对话，谋求与第三世界国家关系的改善。由于苏联从70年代中期开始明显加快了南下战略的步伐，福特政府重新评估了缓和政策，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贸易、人权及东欧问题上加强了对苏联的攻势，政策日趋强硬。福特政府的这些外交政策特点反映了美国外交的某些长远趋向，值得认真研究。
    福特执政之日正是缓和政策在美国国内遭到怀疑和批评之时。在福特政府内部，国务卿基辛格和国防部长施莱辛格这两位政策主要制订者之间发生了严重争论，在缓和政策所关涉的一些主要方面，如对苏联力量和战略意图的估计，对缓和性质和程度的认识以及如何实施缓和问题上，双方分歧日渐扩大。
    基辛格认为美苏力量大致处于均衡状态，由于“核时代惊人的武器库”，“哪怕有一方再增加一点军事实力，也不会使形势发生任何有效的改变”，[3]（P34）所以基辛格对苏联力量的增长并不十分担心。施莱辛格虽然也承认两个超级大国目前在战略武器上大致保持均势，但他担心未来若干年以后苏联的战略武器将取得优势，从而置美国于危险的境地。在对苏联长期战略意图的估计上，基辛格认为由于这两个国家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能力摧毁人类，和平和战争问题已“变得空前紧迫了”，防止核战争成为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它强制美苏双方必须达成一定程度的合作和规定冲突的绝对限度，如果把政策讨论的焦点集中在苏联的意图上，就会妨害美国应当追求的目标。[4]（P69）施莱辛格对苏联的战略意图抱有很大戒心，他认为缓和只是苏联推进自己战略的工具，苏联的真正目的是谋求优势。在对缓和程度的估计以及如何推行缓和上，基辛格认为“缓和是脆弱的”，必须精心加以培育。[5]（P511 ）而施莱辛格则认为缓和这朵鲜花并不是那么弱不禁风的，苏联之所以搞缓和，是因为认识到这是符合自身利益的，因此美国在跟苏联打交道时必须坚持讨价还价的方针。
    这场发生在福特政府内部的政策争论表明，基辛格的地位已受到动摇，缓和政策的国内一致基础不复存在。在各方压力的驱使下，福特总统更加愿意考虑政策的平衡问题，结果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贸易、人权和东欧等问题上对苏联逐渐持强硬态度，美苏缓和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是美国对苏缓和政策的基石。福特上台后，为了显示推进美苏缓和的决心，下令立即恢复已中断了数个月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1974年11月，福特与勃列日涅夫在海参崴举行首脑会晤，双方达成了一个限制战略武器的初步协议，在回国途中福特曾乐观地认为与苏联谈成一项条约已“近在咫尺”。[6]（P664 ）但福特显然低估了军方的反对意见，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对福特与苏联达成的协议持一致的保留态度。其实，军方的异议反映了他们一种普遍的看法，这些人虽然支持1972年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第一个协议，但是现在他们认为由于苏联自签署第一个协议以来大幅度地增加了导弹设备，已造成美苏核均势倒转过来的形势。军方的反对减少了基辛格在与苏联谈判中的回旋余地，使谈判一再受挫。
    对苏经贸关系作为缓和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尼克松政府的高度重视，1972年签署的美苏贸易协定和1973年的美国贸易改革法都包含有给苏联最惠国待遇的条款，但尼克松的这项政策也引起国内的争论。福特上台后，美国国内对政府与苏联经贸关系的批评日益强烈，国会内以参议员杰克逊和众议员瓦尼克为代表的议员反对美国单方面给予苏联经济好处的做法，他们提出的一项修正案将美国给苏联的最惠国待遇与苏联的犹太人移民政策联在一起。这项修正案无疑包含有杰克逊想赢得犹太选民和犹太人利益集团支持的个人政治动机，但它还反映出一种更深刻长远的动机，即通过对苏联的移民政策施加压力的方式，迫使苏联放松对意识形态的管制。这项修正案虽遭到福特政府的反对，但并非说杰克逊和基辛格在促使苏联政府放松对移民控制这个总目标上有什么分歧，分歧只在于用什么方式。基辛格主张采取静悄悄的方式，通过致力于广泛改善同苏联的关系、用非正式的手段来处理移民问题。
    欧安会的进程开始于1972年，它既是70年代东西方关系缓和的一个象征，又是东西方激烈争夺的一个场所。1975年的赫尔辛基欧安会首脑会议作出了关于人员、思想和文化领域交流的规定，即所谓的“第三篮子”，它包括鼓励人民之间的接触、信息的传播以及文化和教育方面的自由交流等，政府不得对本国人民的自由移动施加控制。赫尔辛基协议中的“第三篮子”其实是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的扩大，它将犹太人自由行动（包括移居国外）扩大为苏联境内所有人行动自由的原则。美国当局宣扬这一原则“使俄国向文明迈出一大步”。[7]（P278）
    福特政府的东欧政策在史学界经常引起争议，这主要是因为对“索南费尔特主义”理解的不同造成的。1975年12月，在美国国务院内部的一次形势总结会上，国务院顾问、素有基辛格长期助手之称的索南费尔特作了有关东欧问题的重要讲话。他认为，苏联在东欧的统治凭的仅仅是军事力量，东欧国家从来没有停止过争取自主的努力，所以美国的政策必须是“对东欧的这种显而易见的政治抱负作出反应”，“努力促使东欧国家与苏联之间的关系演变为一种有机的关系，[8]（P568 ）这篇讲话被透露出去以后，美国国内舆论大哗，人们纷纷指责福特政府承认苏联对东欧的控制，跟苏联在欧洲划分势力范围，这篇讲话因此也被冠之以“索南费尔特主义”。其实，“索南费尔特主义”恰恰反映了福特政府加强对东欧演变的努力，而苏联对东欧的实际控制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赫尔辛基欧安会后，东西方围绕“第三篮子”展开了激烈的争夺，“索南费尔特主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笼的。它表明美国不想以牺牲自己在东欧的利益为代价来推进美苏缓和，而是继续鼓励东欧对苏联的离心倾向，通过经济、贸易、文化、思想、人员交流等手段在东欧与苏联之间打进一个楔子，这才是“有机”两字的真实含意。但福特政府也清楚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作用是有限度的，美国应当避免对东欧国家采取可能引起动荡从而招致苏联镇压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