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外交热衷于搞“大国均势”，西欧和日本算不上大国，因而遭到忽视。在经贸关系上尼克松也往往自行其是，采取突然袭击，宣布美元不再兑换黄金和增加10%的进口附加税，使掌握大量美元的西欧和日本蒙受巨大损失，激化了西方内部的矛盾。福特政府决心改变尼克松外交过分注重东西方关系和安全问题的做法，将美国外交的注意力逐渐转向国际经济问题，重视与西方盟国的政策协调，开启了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历程。
    日本是受到尼克松外交最专横对待的国家。1971年的两次“尼克松冲击”在日本引起极大的不满。1973年阿拉伯国家的联合石油禁运又使日美关系的裂痕扩大了。福特上台后，把改善美日关系作为美国外交的一项重要课题。作为第一位访问日本的美国总统，福特大大拓展了美日关系的空间，使美日之间的磋商扩大到贸易、能源和货币领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安全、政治和军事领域。它标志着美日关系开始从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安全同盟关系转变到包括能源和货币在内的广泛关系上。美日关系在福特执政期间发生的这种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是福特政府重视国际经济问题的必然结果。
    法国历来被认为是美国大西洋联盟中的“淘气鬼”，自从它1966年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以来，法美两国在东西方关系、西方联盟内部关系以及地区局势等问题上意见经常相左。尼克松政府曾在改善与法国关系上作了一些努力，但收效甚微。1973年10月的中东战争和阿拉伯国家的联合石油禁运使美法关系跌入低谷。福特上台后重视与法国关系的改善，尤其是重视当时出现的双方在国际能源、 货币问题上的矛盾。 1974年12月，福特与法国总统德斯坦在法属西印度群岛的马提尼克岛举行会晤，重点讨论了西方的能源危机和经济货币问题。法国一直主张召开消费国与产油国之间的国际能源会议，美国则持冷淡态度。马提尼克会晤使双方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一项折中的解决方案，即美国最后同意法国提出的在不久的将来举行一次石油生产国、大小消费国以及发展中国家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的主张，而法国也同意美国提出的在举行国际石油会议之前先召开一次消费国之间会议、以便采取共同立场的倡议。在黄金问题上，美国向法国的立场靠拢，同意各国中央银行的储备升值，今后按市场价格而不再按固定汇率计算储备，只是美国政府不打算在近期内进行这种升值。马提尼克首脑会晤的意义在于它使法美双方走上了一条协调、合作的道路，这就为西方六国首脑朗布依埃经济会议的召开铺平了道路。
    筹划和参加西方七国首脑经济会议是福特政府在顺应70年代世界经济相互依赖日益加深形势下采取的一项重大外交举措，它突出地反映了福特外交重视与盟国协调、重视经济问题的政策特点。1975年11月，美、英、法、德、意、日六国的政府首脑在法国巴黎西南50公里的朗布依埃聚会，就各自国内的经济问题、相互之间的贸易、货币关系、能源问题和它们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这是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发端（加拿大于次年参加）。朗布依埃会议标志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国际经济政策的协调上已迈出了决定性的第一步。
    福特上台执政之日也是第三世界国家对工业化国家的挑战变得越来越尖锐之时。第三世界国家反对海洋霸权的斗争、七十七国集团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阿拉伯国家的联合石油禁运使美国的第三世界政策严重受挫。福特上台后开始改变尼克松政府在第三世界问题上的消极被动态度，积极主动地谋求改善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第一次将南北对话提上美国的外交议事日程。基辛格在1974年10月一次接受《纽约时报》编辑詹姆斯·赖斯顿的采访中强调不发达国家应当是世界事务的“参加者”，“工业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这个时代的基本特点”。
    1974年世界粮食会议的召开固然是第三世界国家长期斗争的结果，但也与美国态度的转变分不开。在会议上，美国第一次就世界粮食的生产、消费、建立粮食储备和共同基金等问题与发展中国家展开广泛的对话。福特政府承诺将通过增加粮食生产、帮助第三世界国家改善粮食生产条件、建立共同基金和储备来稳定世界粮食的价格与供应。美国在世界粮食问题上的积极态度反映了它的一种愿望，即通过部分满足第三世界国家现实要求的办法来改善与它们的关系，保卫美国和西方国家的经济利益。1975年12月，8个发达国家和包括产油国在内的19 个发展中国家在巴黎举行国际经济合作会议，这是南北对话的开始。基辛格在会议第一天的发言中比较全面地阐述了福特政府在南北关系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他提出，世界经济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南北关系的改善，在一个相互依赖程度越来越大的世界上，“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不可能孤立地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巴黎国际经济合作会议的召开，一方面反映了南北矛盾的尖锐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南北双方开始正视它们之间的矛盾，决心通过对话来加以解决。美国政府对南北对话的态度从消极转为积极，政策由被动转为主动是这次会议得以召开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
    福特政府外交政策的调整是受国际形势和国内政治双重影响的结果。
    从国际形势来看，70年代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美苏力量大致处于均衡状态，东西方之间开始了缓和的历程。但缓和决不意味着停止争夺，它只是说明超级大国之间不会再像过去那样一味地对抗了，从整体上来看它们之间的争夺比过去更激烈、更复杂、更广泛了。特别是从7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明显加快了进攻的步伐。自勃列日涅夫上台以来，苏联的战略目标已不再是赫鲁晓夫所追求的美苏合作主宰世界，而是逐渐形成为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积极进攻战略，即全面夺取优势的战略。它由两个基本支柱构成，一是麻痹西方的缓和战略，二是力争军事优势的军事战略。正如勃列日涅夫在1976年2月召开的苏共25 大的政治报告中说的：“现在我们在制定对外政策的时候，也许地球上没有哪个角落的情况不是以某种方式加以考虑的。”在美国，缓和本身往往被看作是一种目标；而在苏联则被视为一种策略，在不刺激西方疑惧的情况下达到苏联更广泛的战略目标。从70年代初以来美国军费连年下降，而苏联却不断增加军费，在武器数量上已大大超过美国，质量上也拉近了与美国的距离。福特1975年4 月在国会发表的对外政策讲话中针对苏联的行为宣称：“只要我担任总统一天，我们绝不允许缓和成为浑水摸鱼的许可证，缓和必须是有来有往的。”[9]（P231）基辛格在1975年11 月底特律的一次讲话中警告苏联，美国绝对不允许利用缓和来谋求单方面的利益。总之，苏联在缓和名义下的不断扩张、谋求军事优势不能不使美国产生怀疑，从而也就加强了美国国内主张对苏强硬政策那部分人的势力。
    70年代国际形势的另一个特点是美苏力量进一步下降，世界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显，全球经济相互依赖不断加深，美国面临的挑战更加复杂和多样了。70年代国际社会经历各种动荡，到1974年底世界已目睹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事件。首先是维持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秩序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国际货币制度陷于混乱之中。其次是爆发了世界性的粮食危机，它不仅波及发展中国家，也影响了发达国家，显示了世界粮食生产和供应体系的脆弱性。最后是世界能源危机，它主要是由发达国家无节制地使用石油和阿拉伯国家的联合石油禁运引起的，它激化了消费国和产油国、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矛盾，使本已紧张的国际金融危机雪上加霜。这一系列危机造成了世界性的经济衰退、失业、通货膨胀，显示出一个相互依赖世界的脆弱性。国际社会合作则存，对抗则亡。基辛格对这一点深有感触，在1975年的一次电视采访中他承认当今时代的一个中心事实是有100多个国家存在，他们都是国际事务的参加者， 所以历史上第一次外交政策成为真正全球性的。福特总统在1975年1 月15日给国会的第一篇国情咨文中同样承认：“在我们和平时期的历史上，国情从来没有比现在更严重地依赖世情了。世情也很少像现在这样严重地依赖我们的国情了。”“经济困难是全球性的，我们不能在国内解决这个问题，除非我们帮助纠正国外的深刻的经济脱节现象。”[10]（P596）福特总统和基辛格国务卿敏锐地感受到全球化带来的挑战，逐渐改变以往尼克松政府着眼于“东西方关系”、忽略经济问题的旧外交政策模式，开始以更多的精力去注意和执行对西方盟国和对南半球国家的外交。
    福特政府外交政策的调整也深受国内政治的影响。70年代初期国会中的一些议员就开始感到美国的外交政策跟美国的传统价值观念相分离，只关心“非人道的均势”。他们要求在美国外交中添加能够反映美国传统价值观念的内容。[11]（P1）1974年他们的这种反应达到了高潮，参议员杰克逊和众议员瓦尼克联合提出的一项修正案要求在给苏联最惠国待遇问题上施加人权限制，并将它塞入了1973年美国贸易改革法中，该修正案对苏联发动人权攻势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福特迫于他们的强大压力，最后签署了含有该修正案的贸易改革法。1976年的总统大选更是福特政府对苏政策受到国内政治冲击的时候，来自共和党右翼的里根在争取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过程中全面抨击福特的缓和政策，一度使福特在党内的提名斗争中处于劣势。在回击这种政治挑战中，福特承认使尼克松在1972年重新当选时的主要资本“缓和”在1976年的大选中已成为严重的政治累赘。1976年3 月在伊利诺斯州的一次讲话中福特宣称“缓和”这个词已从他的政治词汇中去掉，代之于“以实力求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