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1940年到1975年，保守党左翼一直把持了党的领导权，以麦克米伦为代表的中间道路保守主义者迫于战后新形势的压力，放弃了自由放任原则，把国家作为仲裁和指导性的力量，推行以国家干预为核心内容的新保守主义。不过，党内右翼反对法团主义，要求转向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呼声也始终清晰可闻。在整个60年代，伊诺克·鲍威尔有力地挑战了法团主义和保守党左翼势力。
    鲍威尔是战后英国政治生活中一位十分独特的人物（注：PCosgrave,The Lives of Enlch Powell,London,1989.）。1958 年，因为反麦克米伦的通货膨胀政策，时任财政部低级大臣的鲍威尔与财政大臣桑尼克罗夫特和另一位低级大臣伯奇同时辞职。此后，鲍威尔到处发表演说，宣扬经济自由主义，成为保守党干预主义政策最激烈的批评家（注：H.Young,One of Us,London,1989,P67.）。 但他很快转向民族主义，反对英国加入欧共体以及外来移民的大量涌入。1968年的一次不慎重的演说断送了他的政治前途，但鲍威尔的政治影响不断扩大，并在70年代初达到顶峰，以至于在英国政治词汇中出现了“鲍威尔主义”一词。
    鲍威尔主义的核心是经济自由主义。早在50年代，鲍威尔作为保守党“一个民族”小组的成员，就与中间道路保守主义唱起了反调。在鲍威尔看来，资本主义能够带来自由、正义和民主。只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才能自由地作出自己的选择，不管是对是错，是明智还是愚蠢， 完全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服从自己的初衷”（注：J.Wood（ed.），A Nation Not Afraid:The Thinking of Enoch Powell, London,1965,P27-28.）。鲍威尔坚决主张限制国家在社会福利和经济领域中的作用。他认为，由国家提供普遍的社会福利完全扭曲了市场机制，这不仅因为人们不再依据价格的浮动来决定福利需求的取舍，而且各项服务的提供也从自由转为强制，国家承担了满足公民普遍需求的义务，这就使它特别容易受到攻击，原因很简单，国家所承担的义务是无限的，随之而来的不满也是无限的。因此，在那些市场力量能够满足人们福利需要的领域，国家应该撤出，并促进个人对市场力量作出反应，满足自身的需求（注：E.Powell,Still To Decide,London,1972,P18,4.）。国家在经济领域的作用也应限制，在一篇名为《自由放任的局限》的文章中，鲍威尔宣称：“保守党人从原则上反对、在实践中致力于减少政府对经济领域的干预。”（注：N.Nugent and R. King, The British Right:Conservative and RightWingPolitics in Britain,London,1977,P107.）。
    鲍威尔将政府干预与调节之间作了明确的区分，并且认为只有后者才是政府在经济领域应起的作用，因为调节的性质是笼统而有限的，干预则是直接而广泛的，是国家权力对社会成员经济活动的直接干涉。这种广泛深入的干预必定会失败，因为市场本身具有极大的流动性，企业和个人总是使自身的计划和意图服从于市场的无休止的变化。因此，英国政府对煤炭、钢铁、建筑业和对外贸易的全国性计划都是错误的，而且将因其全国性而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注：E.powell, Freedom and Reality,London,1969,P13.）。
    鲍威尔把他所坚持的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和混合经济作了比较。对国家社会主义他是坚决反对的，他对混合经济的态度却有些模棱两可。有时他认为经济自由主义可以与混合经济共存，有时又认为两者互相排斥，不可能并存。不过，对于经济决策中的法团主义，鲍威尔始终是不遗余力地攻击的。在他看来，政府与企业界和工会三方的协商既否定了法治原则，也抹杀了企业家组织和工会的真正功能。企业家组织和工会本应当为各自的成员的利益服务，根本不应该让其参与涉及国家利益的决策。鲍威尔认为，法团主义者并非“值得尊敬的商人”，因为法团组织为他们提供了乱花纳税人钱的权力，而不去考虑所作出的决策可能带来的后果。毫无疑问，这种决策是没有责任感可言的。此外，工会具备的对其个人成员的权力是与法治原则相违背的，这种权力本应由法律监督下的公共权力机关按照法律程序来行使，现在工会享有的权力已经使之成为英国的国中之国（注：J.Wood,op.cit,P126.）。 鲍威尔还危言耸听地说：“我们现在正面临迫在眉睫的危险之中，我们正在不知不觉中滑向国家社会主义，即人们所称的法西斯主义。”在这样的国家中，经济生活和个人的决定将由雇主和工会团体来控制，雇主和雇员的私人组合被赋予了国家机器的权威（注：E.Powell. Freedomand Reality,P139.）。鲍威尔断言，自由经济自由社会是密不可分的，只有自由市场是民主的真正对应物。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鲍威尔以简洁的语言道出了货币主义关于通货膨胀起源的理论核心：“生活费用增加的真相既不在于英国的工会，也不在于英国的工业，更不在于英国的经济问题，惟一的纯粹的原因在于英国政府。当政府开支比国民收入以更快的速度增长时，过量的货币就输入到经济之中。即使没有工会，或者人们都是本尼迪克修道院的僧侣，结果仍将是不可避免地、机械地出现我们所经历的价格（包括工资）的上升。”（注：N.Nugent and R.King,op.cit,P109.）从这一立场出发，鲍威尔抨击试图通过集体谈判的收入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的观点。他把这种政策说成是“一种无知，一种愚蠢的无知。更糟糕的是，它还是一种危险的无知”。说它是愚蠢的，是因为这一观点没有触及通货膨胀的真正原因：政府开支和货币超量流通；它之所以是危险的，是因为它破坏了市场经济运行的政党功能。在鲍威尔看来，自由市场机制是惟一能够解决通货膨胀问题的机制，是“世界上已知的最大最奇妙的计算机”（注：E.Powell,Freedom and Reality,P75-102.）。
    鲍威尔在60年代对保守党主流的反叛具有重要的意义，鲍威尔主义实际上成为80年代以减少国家干预为核心的撒切尔主义的先声。鲍威尔的许多政策主张在撒切尔政府中得到广泛的接受和认同。1983年大选后，一位保守党评论家写道：“是伊诺克·鲍威尔最先播下了种子，他的劳动成果被玛格丽特·撒切尔收获了。他的大声疾呼应该受到颂扬，因为它动摇了巴茨克尔主义的缓冲物，而后者的瓦解引发了彻底的崩溃。”（注：Sunday Times,13 June 1983.）不过，在整个60年代， 鲍威尔的大声疾呼并没有对法团主义造成太大的危害，只是不时激起一些涟漪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