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进入70年代后，保守党领导层在国家干预问题上的态度已经开始有所松动。1970年年初，保守党影子内阁在伦敦郊外的塞尔斯登公园饭店召开了一个会议，提出了降低税率、适当削减公共开支以及加强法治等政策主张。在当年6月的大选中，保守党大获全胜， 爱德华·希思上台伊始便雄心勃勃地要把塞尔斯登会议的精神付诸实施，宣布要进行一次彻底的变革，“一场静悄悄的全面革命”。10月，财政大臣制定了一个“小预算”，削减所得税和公司税率，减税额达6.8亿英镑。 政府还宣称将不再资助和补贴被称作“跛脚鸭”的亏损国有企业。在社会福利方面，希思政府也推行了雷厉风行的紧缩政策。在劳资关系方面，希思政府于1971年8月颁布了新的《劳资关系法》， 包括限制工会的法律豁免权、限制罢工纠察队的活动等八项主要内容，并赋予新成立的劳资关系法庭以直接干预某些劳资纠纷的权力。
    凡此种种，似乎都表明希思要改弦更张，与法团主义分道扬镳，保守党右翼对此欢欣鼓舞（注：N.Tebbit,Upwardly Mobile, London,1987,P120.）。然而，希思本人并不是自由市场经济的信奉者，而是战后中间道路保守主义者中的一员。希思内阁的核心成员普赖尔说明了他与希思的相同立场：“我们极为赞同战后的经济与社会共识，即经济政策的目标是充分就业，但我们认识到需要对福利国家作出改进。”（注：J.Prior,A Balance of Power,London,1986,P71.）因此，虽然希思强调放松对企业的控制，增强竞争，但他的指导思想仍是国家主义的，希思政府的新政策仅仅是专家治国论的产物。根据最新的一部希思传记的作者的看法，希思在执政后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认同了那些并不属于自己的思想和态度，从而使自己显得比实际的立场更为激进。由此， 我们不难理解希思政府政策的前后矛盾了（注：J. Campbell, Edward Heath,London,1993,P179-246.）。不久，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希思开始对前一阶段的基本方针发生动摇，并转而采取了一系列原先已经放弃的干预主义政策。政府对濒临破产的国有企业给予大量贷款，再次实行冻结工资的收入政策，还恢复了国家经济发展委员会。到1972年年底，希思政府就完全违背了大选时的诺言，回到了干预主义的政治轨道。
    希思在政策上的180 度大转弯不仅是战后保守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还深深地影响了当时和后来的保守党上层领袖。1974年，希思领导的保守党在大选中失利，这直接引发了右翼的反思浪潮，以基思·约瑟夫为代表的右翼货币主义者向希思所代表的中间道路保守主义者展开了猛烈的进攻。这股浪潮不仅直接导致撒切尔夫人在1975年取代希思成为保守党领袖，而且形成了撒切尔主义的基本轮廓。
    基思·约瑟夫曾任希思内阁的社会事务大臣，1974年的大选失利使他大受震动，认识到赤字财政和借贷是造成英国经济困境的主要原因，从此成为货币主义的忠实信徒。1974年9月， 约瑟夫在普雷斯登发表了著名的题为《通货膨胀咎在政府》的著名演说，猛烈抨击巴茨克尔主义的充分就业原则，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货币主义的政策主张。这次演说成了一个政治事件，当时的宏观经济财政大臣称约瑟夫的货币主义主张是“将导致国家出现空前规模的社会崩溃的灾难性处方”，而在保守党右翼看来，它可以与罗伯特·皮尔奠定了保守主义原则的《塔姆沃斯宣言》相媲美（注：PJenkins Mrs.Thatcher's Revolution,London,1987,P54.）。
    1974年10月大选前夕，约瑟夫又重蹈鲍威尔的覆辙，他在伯明翰发表了一次关于贫困妇女节育问题的演说，引起各方面强烈抗议。结果，他竞选党魁的希望就此落空，于是他转而全力支持撒切尔夫人出马与希思竞争。撒切尔夫人当选保守党领袖后，约瑟夫继续在全国范围内巡回演说，不过演说的目的不再是谴责党的前任领袖，而是为新领袖探索道路。总的看来，约瑟夫在1974-1976年间的大量演说可以归纳为两个主题，一是鼓吹货币主义，二是“仅有货币主义是不够的”。
    约瑟夫是战后英国第一位公开宣扬货币主义的高层政治家。在以普雷斯登为代表的多次演说中，他反复强调，战后以来的历届政府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即夸大了失业的程度和危害，却认为不太高的通货膨胀是可以控制的，因此试图以通货膨胀为代价来换取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结果造成了通货膨胀的恶性发展，这样一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通货膨胀反过来严重威胁了就业的增加和社会福利”（注：K.Joseph,Stramded on the Middle Ground?London,1979,P17.）。
    约瑟夫警告说，通货膨胀正威胁着英国社会，“它不仅威胁我们现在的相对繁荣，还威胁着每一个家庭的存款、计划以及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工商企业和其他组织的资金。除非遏止这种发展趋势，否则随之而来的贫困和失业将带来灭顶之灾”。约瑟夫认为，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在于政府靠大量发行货币，而不是通过真正的积累来支撑赤字财政，这显然是一种过分注重暂时效应的做法。约瑟夫猛烈抨击战后历届政府，认为它们因为害怕再次出现30年代那样大规模失业而误解了凯恩斯本人的理论，抹杀了凯恩斯对失业的几种区分。约瑟夫特别强调一种暂时性的失业，即凯恩斯所称的“摩擦性失业”的重要性，认为不应该把这种失业当作政府政策的目标。战后以来的决策者无视凯恩斯理论的这一核心内容，根本算不上凯恩斯主义者，而只是“伪凯恩斯主义者”。可以预见，他们的需求管理必将导致“走走停停、滞胀以及我们目前经历的恶性通货膨胀和衰退。如果我们不改变政策方向，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头”（注：K.Joseph,Reversing the Trend, London,1975,P19-21,26,22-23.）。
    约瑟夫提出的新方针就是货币主义。约瑟夫指出，货币主义政策即意味着货币开支的增长率必须逐步下降，与生产的发展水平相接近。“控制货币是我们想要做和必须做的其他一切事情的前提，是解决诸如有的地方劳动力缺乏，有的地方却劳动力过剩等这类实际问题的前提”。约瑟夫与鲍威尔一样，是通过英国经济事务研究所而接受了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理论的。他也像鲍威尔一样坚决反对用收入政策作为缓和通货膨胀的手段。约瑟夫形象地说：“单单用收入政策来抑制由过量供应货币引发的通货膨胀，就像试图堵住一根漏水的水管却不关上水龙头一样。就算你能堵住一个漏洞，水还会从其他的漏洞中流出。”惟有堵住水源，对货币的注入量进行严格的控制，才能真正消灭通货膨胀（注：K.joseph,Stranded on the Middle Ground? P21.）。后来， 《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支持约瑟夫的货币主义主张，称赞他“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发展了伊诺克·鲍威尔的雄辩”（注：Times, 23May 1984.）。
    在1976年的斯托克顿演说中，约瑟夫又提出了一个新的命题：“仅有货币主义是不够的”，从更广泛的层面对战后的法团主义进行抨击。他指出，所谓“中间立场”只不过是一个幻象，为了争取选民，保守党一次又一次地接受了它早先坚决反对的工党政策，被工党左翼牵着鼻子走，从而日益左倾形成了一种“棘轮效应”（ratchet effect）。结果，“集体主义的橡皮图章支配了我们的生活”，英国战后以来的30年一直是一种社会主义模式，英国在很多方面，如公共领域规模、政府控制的范围以及收入政策，比共产主义集团以外的任何一个国家更像社会主义国家（注：K.Joseph,Reversing the Trend,P61-62;Stranded onthe Middle Ground? P21,56.）。有鉴于此，约瑟夫认为， 保守党应当寻求一个能够为大多数人接受的“共同立场”，并提出了相应的一系列主张，简言之就是联邦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在经济领域，增强市场的自由竞争，重视企业文化，从而使英国从“社会主义者反对企业精神的氛围”中摆脱出来，消除对财富创造的冷漠、忽视和厌恶。在工业领域，应当压缩国有经济的规模，发挥私营经济部分的作用。在社会福利领域，反对平均主义的高额累进税，因为对平等的追求不仅破坏了繁荣，也损害了自由和文化，因此，应当采取“选择性”策略，缩小各项社会福利的范围（注：K.Joseph, Reversing theTrend, P2;Stranded on the Middle Ground? P60-62,20,75-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