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源为朝航渡琉球的传说
    琉球国史《中山世鉴》（1650年成书）记称：“大日本人王五十六代，清和天皇之孙、六孙王八世孙为朝公，为镇西将军之日，挂千钧强弩于扶桑……后逢保元之乱，而客于豆州有年。当斯时，舟随潮流始至此，因以更流虬曰琉球也。国人从之，如草加风。于兹，为朝公通一女，生一男子名尊敦……其为人也，才德豪杰……是以国人尊之浦添安司也。此时，天孙氏世衰政废，为逆臣所弑矣。尊敦起义兵讨逆臣，代之为中山王。”（注：伊波普猷等编：《琉球史料丛书》卷5，名取书店 1941年版，第8、16页。）这种记载对后世影响很大， 第二部琉球国史《中山世谱》从之，清代册封使徐葆光和周煌在使琉球录中也予以转录。于是，有琉球国主乃日本人皇后裔之说。伊波普猷氏认为：“既令这只是传说，不能成为历史家的材料，但对于民间传说的研究者来说，则不失为好资料。”（注：伊波普猷：《琉球古今谈》，刀江书院1925年版，第281页。）然而，作为历史，源为朝渡琉说，却无史实根据。
    其一、《中山世鉴》的上述记载，源于日本的《保元物语》及传说（注：如庆长十年（1605年），日本僧人袋中抵达琉球，滞在3年。 其间所著的《琉球神道记》中，也有“镇西八郎为伴来到此国，威慑逆贼……”，“为友治理此国之时，为降服鬼神之神”的说法，但将为朝被记作为友、为伴（见《东恩纳宽焞全集》第1卷，第一书房1978年版，第308-209页）。）。《保元物语》作者不明，推定为1219-1221年成书。内中记载：1156年，猛将源为朝因参与“保元之乱”--京都发生的皇室及摄政间的争斗，兵败后被逐放伊豆大岛（也称豆州）。嘉应二年（1170年）被追剿时，自杀身亡（注：宫城荣昌：《琉球的历史》，第30页。）。也就是说，《保元物语》并未记载源为朝到过琉球本岛。比嘉氏认为：源为朝渡琉“不过是根据薄弱的传说”，将舜天说成源为朝之子几乎是没有根据的（注：比嘉春潮：《新稿·冲绳的历史》，三一书房1970年版，第62页、60页。但认为舜天是突破传说之雾而最早出现的现实人物，后来只是统治以浦添（后来的首里）为中心的现今中头岛尻的一部分。）。而东恩纳氏则断言：所谓源为朝漂至琉球本岛运天港，后又从牧港返回故乡之说，乃是“后人附会，不足为信”（注：《东恩纳宽焞全集》第1卷，第281页。）。
    其二、舜天王尊敦的说法也是不可靠的。据宫城氏研究，“尊敦”在古代琉球的祭祀歌谣中，除了与地名“真庭”相对应外，并没有作为人物而出现。相反，作为“圣主”而出现的，则是英祖、察度、尚泰久、尚圆、尚真、尚清等人。上述歌谣至少是从12世纪开始形成的，若是尊敦在宋淳熙十四年（1187年）即大位，嘉熙元年（1237年）去世，理当成为祭祀歌谣所歌颂的对象。因此，宫城氏断言：琉球王统之始祖，“不是舜天，而是英祖”（注：宫城荣昌：《琉球的历史》，第33-35页。）。进而，宫城氏指出：《中山世鉴》的编者向象贤，所以将琉球最初的王统（传说中的天孙氏除外）求之于舜天王，并将之作为清和天皇的后裔，乃是出于对自身王统的夸耀。《中山世鉴》中列出的《琉球国中山王舜天以来世缵图》，也是为了“对付源氏子孙岛津氏的强制要求而人为的”（注：宫城荣昌：《琉球的历史》，第35页。琉球国史《球阳》记载：尚贞王三十年（1669年），“萨州太守公要看琉球世鉴。于是令儒臣誊写其世鉴，寄以呈览。”）。可见，舜天王统是否存在，也属疑问。
    三 关于嘉吉元年琉球附属萨摩说
    日本《岛津家谱》和《贵久记》中记载：嘉吉元年（1441年），幕府将军足利义教命岛津忠国“诛杀”有谋反之嫌的足利义昭，并将琉球赏给岛津忠国（注：林炜编：《通航一览》卷1，国书刊行会1912 年版，第6页。）。 这可能是前述日本政府《说略》认为琉球附属岛津氏的原始依据。然而，据现今学界的考察，嘉吉元年以后，琉球与萨摩岛津氏的关系是对等的。例如：日本永正五年（1508年）三月十二日，岛津忠治在致琉球王的信中，便有“抑我国以贵国为善邻焉，实（非）他国之可比量者。”天文三年（1534年）的信中，又谓“本潘以与贵国同盟之故”云云（注：《东恩纳宽焞全集》第2卷，第一书房1978 年版，第17页。）。永禄十一年（1568年），琉球宫古岛的运祖船漂至萨摩领内，后被岛津忠良送还。翌年，琉球王尚元遣使谢忱之际，三司官致鹿儿岛奉行所的信中，也称两国“往古之坚盟，有连续者也”（注：《琉球萨摩往复文书案》，《岛津国史》卷18。见宫城荣昌：《琉球的历史》，第96页。）。永禄十三年三月二日，萨摩藩主岛津贵久致聘琉球王尚元，告诸将萨摩、大隅、日向三州的守护职让给义久，信中也称萨琉关系乃是“自他和好，共全唇齿之邦者也”（注：宫城荣昌：《琉球的历史》，第96页。）。而岛津义久在给尚元的信中，则称“贵国与陋邦，虽隔鲸海千里，（但）从往昔有昆弟之约”，并表示欲“修邻好之交义（谊）”（注：宫城荣昌：《琉球的历史》，第96页及《东恩纳宽焞全集》第2卷，第17页。）。
    此外，岛津氏对琉球王多用“殿下”，少用“中山王阁下”。但永禄十三年（1570年）三月一日，日本越前守村田经定致琉球王的信中称“陛下”，天正十三年（1585年），岛津义久在致琉球王的信中，也有“抑加敕谕”字样。因此，东恩纳氏指出：时至日本庆长之前，萨摩对琉球“使用善邻、同盟、昆弟之对等文字”，“岛津氏对琉球的地位并不很高，莫如说是对等的国际关系。在相互往来的文书中，常用对等之礼，毫无命令或下达的意味”。大永六年（1526年）尚真王在给岛津氏的回信中，称“琉球世主返报岛津相模守殿”，也是对等通交，而且是基于岛津氏的要求，仅表同意修交而已。元龟元年（1570年），琉球王尚元在给岛津氏的回信中，自称“中山王进献岛津修理大夫殿围章”，而内中则称“殊修邻好之交义（谊），倍联绵事，此方以为可同意也”（注：《东恩纳宽焞全集》第2卷，第17页。）。天正十二年（ 1584年），琉球三司官致鹿儿岛奉行的书简中，又有“尚〔倘〕自今以后，不违旧规，可修邻好，事所庶冀”字样（注：《东恩纳宽焞全集》第2 卷，第18页。个别文字、断句，稍有改动。），进一步表明了琉球与萨摩的对等地位。
    当时琉球与其他日本大名的关系也是对等的。 如日本大永元年（1521年），琉球王尚真在通知武藏守种子岛时尧，准其船舶来航的信中，则有“贵国船舶贩运之事，妙满寺业已通知我方，那霸奉行据以呈报三司官。种子岛以往对琉球有忠节之义，自今年起，可准许贵国一艘船舶贩运之事，特此谕知。”（注：《东恩纳宽焞全集》第2卷，第18 页。）这一信件说明，当时的“琉球完全是以本国的权能来准许交通贸易的，从琉球来看，岛津氏也不外是一贸易国而已”（注：《东恩纳宽焞全集》，第2卷，第18页。）。天文三年（1534年）， 地方豪族和泉守三宅国秀试图出兵征讨琉球。岛津氏在将此事报知琉球的书简中言称：“此辈（虽）借得命于幕府，不得假道于敝邑，其无如贵国何。”（注：《东恩纳宽焞全集》，第2卷，第18页。）有的学者认为， 这是岛津氏对琉球“卖恩”。但东恩纳氏认为，从上述行文可知，“既使岛津氏本身，也不认为琉球全然在自家领内”（注：《东恩纳宽焞全集》，第2卷，第16页。）。天正十年（1582年）， 武藏守龟井兹矩向丰臣秀吉请赐琉球时言称：“公若能诛杀〔明智〕光秀，则日本六十余州将归于掌中。我在国内无所希求，请赐给琉球。”（注：比嘉春潮：《新稿·冲绳的历史》，第159页。）这是把琉球作为国外的又一证据。 丰臣秀吉为了获得地方大名的支持，曾取下腰扇为其写上“龟井琉球守”，仅此也可说明当时的琉球并非萨摩附庸（注：《东恩纳宽焞全集》，第2卷，第18页。）。
    德川幕府末期，大学头林炜主编的《通航一览》（1853年）中记载：“彼国〔琉球〕在萨摩方面徒谓附属，但是并无现今君臣附庸之姿。”东恩纳氏指出：这是“揭穿真相之言”，并称“庆长以前的萨琉关系，有如学者历来所说的，并没有政治性的意义，莫如说是经济性的”，所谓“彼琉球国，附庸于我藩久矣”等等，“显然是庆长以后，岛津家的政治学者人为的豪言壮语”（注：《东恩纳宽焞全集》，第2卷， 第19页。）。日本明治初期成书的《南聘纪考》，在嘉吉元年条内言称：“琉球国，原冲绳岛，自往古列（入）十二岛，附庸于萨摩方者久矣。事见长州藏本《平家物语》。 自得佛分（岛津久经）补之地头， 大抵250余年。其间，渐为战国、南北分朝，我藩亦剧扰，未暇以怀远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