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没必要泛泛而谈勇敢或恐惧，坚韧和投降活动。他所谈的一切是具体针对现在正坐在这个大厅里，坐在他身后离他仅2米远的两位政治局委员，同时也具体针对其他一些人。
    1929年的政治局：从左至右依次为奥尔忠尼启则、伏罗希洛夫、古比雪夫、斯大林、加里宁、卡冈诺维奇、基洛夫
    我不理解，为什么斯大林在最后一次参加中央全会的讲话中，偏偏选择了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作为主要的怀疑对象。他显然是想败坏这两个人的名声，贬低其形象，以至于在他死后可能会成为重要历史性大人物的一些人失去荣耀的光环，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他为什么不希望莫洛托夫在他死后成为党和国家的第一人呢？要知道，他的讲话彻底排除了这种可能性。”
    据谢皮诺夫证明，斯大林对伏罗希洛夫也表示过政治上的不信任。他同样将所有从国内战争时期，从1919年斯大林当选联共（布）中央总书记时候开始与他在一起的人从可能的接班人名单中勾掉了。
    为了破坏马林科夫的威信，斯大林采用了比较诡秘的伎俩。虽然马林科夫是党内第二号人物，但斯大林很清楚马林科夫的能力有限。据赫鲁晓夫回忆，斯大林曾在小范围内这样谈论马林科夫：“他是一个文书，他能很快地写完批示，虽然不总是由他亲自写，但是却擅于把人组织起来。他干这个比别人干得快，干得好，不过，他不具备独立思考，独立提出建议的能力。”
    斯大林在讲话中声称自己老了，身兼部长会议主席和总书记感到困难，他请求解除他的总书记的职务。担任会议主席的马林科夫，应该把斯大林的这一请求提交给大会讨论。西蒙诺夫在回忆录中，证实了正是斯大林的这个声明给马林科夫造成了怎样一种效果：“在马林科夫的脸上我看到了一种怪异的表情--不是那种恐惧的表情，而是一个比所有其他人或者至少比很多人，更清楚地意识到头上悬着一把“达摩克斯利剑”（而其他人还没有意识到这种危险）的人所具有的表情：不能同意斯大林的这个请求，不能。他的脸，他的姿势，他的富有表现力的高举的双手是对所有与会者的一种直接的恳求。这时，已经从斯大林身后涌来一片声浪：“不行，请您留下！”，“请收回您的请求！”
    大厅里对斯大林的请求的如此本能的、暴风雨般的反应，看来救了马林科夫。
    只是到了这个时候，当中央全会一致激昂地否决了斯大林关于辞去总书记职务的请求时，斯大林才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纸，念起了他早先准备好的苏共中央新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名单。这份由25名委员和11名候补委员组成的名单，引起了大厅里如释重负和会议主席团里的惊慌不安。这份名单未经讨论就通过了。原先政治局委员中只有9人进入了新的主席团。安德烈耶夫被除名，没有解释原因。柯西金被降为候补委员。莫洛托夫和米高扬被留在名单上，所有的人都高兴地接受了这一切。苏共中央书记处也扩大了一倍。
    赫鲁晓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是这样描述的：“当全会结束的时候，我们在主席团里的所有的人都面面相觑。发生什么事了？谁制定了这份名单？斯大林本人不可能认识所有这些他刚刚任命的人。他不可能独自制定这份名单。我承认，我曾想过这是马林科夫准备的名单，但是他没有把这件事告诉给我们。后来我问过他这件事，而他也感到惊奇：“我发誓，我跟这事绝对没有任何关系。斯大林甚至都没有问过我对主席团人选有什么建议或意见。”马林科夫的这番表白，使这个问题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我无法想象贝利亚参与了这件事，因为新主席团中有些人是贝利亚永远也不会向斯大林推荐的。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也与此事无关。布尔加宁对于这份名单同样一无所知……名单中的一些人是党内很少听说的，而且毫无疑问斯大林并不了解他们是些什么人。”
    斯大林在这次全会上还给中央主席团增设了一个很小的“主席团局”，这个机构不是苏联共产党党章所规定要设置的。斯大林的一些亲信进入了这个局，而且无论是大会总结报告，还是新闻报道都没有提及关于这个“局”的设置情况。
    从原先的政治局进入新的中央主席团的有贝利亚、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米高扬、莫洛托夫、斯大林、赫鲁晓夫和什维尔尼克，当选为新委员的是：安德里阿诺夫、阿里斯托夫、伊格纳季耶夫、科罗琴科、库兹涅佐夫、库西宁、马雷舍夫、梅利尼科夫、米哈伊洛夫、别尔乌辛、波诺马连科、萨布罗夫、苏斯洛夫、切斯诺科夫、什基里亚托夫等共15人。正是这些人当中的某个人，被斯大林视为自己最值得信赖的接班人，此人帮助斯大林制定了这份让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感到惊奇的名单。当时，1952年，斯大林亲信中的任何人都理解不了斯大林的选择。在这份名单中，找不出那个能毫不留情、毫不犹豫地把“斯大林近卫军”打发退休（最好的情形）的人。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谁才是斯大林去世之后30年里苏共的主要思想家、停止揭露“个人崇拜”运动的主要的斯大林主义者、苏联主要的保守分子和总新闻检察官，谁才能够（虽然不是立刻）实实在在地把包括赫鲁晓夫本人在内的整个“斯大林近卫军”从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岗位上排挤出去，我们可以不太费力地从这份名单上找出斯大林决定重用的那个人的名字。斯大林在选择可靠的、毫不留情的、睿智的并受过良好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同盟者和狂热的共产主义信徒这点上没犯错误。但他在评估自己健康状况及历史所能赋予他的时间这点上犯了错误。他预料生命还有几年，或许几个月，而实际上却只有几天或几周了。他所选中的继承人将能借助于自身素质，在未来的岁月里无须任何庇护而登上权力顶峰。即使他成不了党的领袖，也足够成为党的第一号红衣主教。
    1945年秋天，第一次出现了关于斯大林的接班人问题，因为斯大林这时生了重病。其女儿斯韦特兰娜在回忆录中写到，她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是在1945年8月。这时，美国的炸弹刚刚投向日本，苏军刚刚挺进中国的领土。“后来一次--她写到--我们很久才相见。父亲病了，而且病的时间很长，病得很重。多年战争造成的紧张和劳累以及年龄都反映出来了--要知道他已经是66岁的人了。”据历史档案刊登的斯大林访问者的日志来看，这年10月8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后来直到12月17日他都不在那儿。这年他没有去南方休养。据尤里·日丹诺夫告诉斯韦特兰娜，有好多天斯大林的病情非常糟糕，以至于他的父亲--政治局委员A·A·日丹诺夫几乎整天呆在克里姆林宫，等待着可能会把党和国家的临时领导权转交给他。
    日丹诺夫确是斯大林亲自选定的党内第二号人物。当时他只有49岁，是斯大林的亲密战友。当时，日丹诺夫负责联共（布）中央的意识形态部门工作，同时还担任很多其他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在政府系统，莫洛托夫是斯大林的接班人。战争之前，莫洛托夫就已经担任了多年的人民委员会主席。1945年，他成为斯大林在政府系统的第一副手并兼任外交人民委员。日丹诺夫是一位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一个保守分子，是从文化上实施将苏联与资本主义世界完全隔绝政策的拥护者。莫洛托夫和日丹诺夫都是30年代斯大林恐怖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因此，这场恐怖运动受害者的任何平反活动都对他们不利。1948年8月31日，日丹诺夫去世。他的去世改变了党和国家内部的权力结构。
    1948年底，根据贝利亚的报告，在轻工业部和社会组织里担任要职的莫洛托夫之妻被指控与犹太复国主义者有牵连而被开除出联共（布）。莫洛托夫在政治局会议上表决时弃权，拒绝谴责妻子并且没有接受斯大林提出的离婚建议。广大党员对此一无所知，因此莫洛托夫一如既往仍被认为是继斯大林之后的第二位领袖，但事实上已非如此，他的妻子热姆丘任娜于1949年被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