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47年就成为政治局委员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H·A·沃兹涅先斯基被提拔为政府系统的第一号人物。除斯大林之外，马林科夫开始在联共（布）系统内发挥重要作用。沃兹涅先斯基在战争期间就表现出是一位杰出的工业组织者，他成为斯大林在国防委员会的副手。他是一位知识渊博的经济学家，是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44岁）。斯大林几次称之为自己在政府首脑位置上最合适的接班人。多数历史学家认为，正是这点使得沃兹涅先斯基成为马林科夫和贝利亚诽谤、攻击的对象。1949年3月，沃兹涅先斯基被解除一切职务，并被逐出政治局，同年10月被捕，1950年底被处决。
    但如果认为清洗沃兹涅先斯基是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发动的，那就太幼稚了。这类案件总是由斯大林本人发动的，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只是执行者。我推测，斯大林知道沃兹涅先斯基具有领导整个国家的现实机会和才能，并很受民众欢迎，除了予以清洗外，斯大林找不到其他能够使之失去这些机会的办法。斯大林很清楚，沃兹涅先斯基作为一个卓越的、独立的人是不会保持斯大林威望的。沃兹涅先斯基不是一个热衷于意识形态的人，他可能会致力于革新。主要的一点还在于他没有参与过任何政治镇压运动，双手没有沾过30年代大恐怖的鲜血。因此，他能够用完全不同的观点来看待战前的各种镇压，并作出与官方正评价不一样的结论。斯大林不容许在自己死后留下一个可能重新审查苏联历史和联共（布）历史的人。
    在沃兹涅先斯基被清洗的过程中，有一些很令人费解的细节。沃兹涅先斯基被解除一切职务并被开除出党后，等待被捕，等了7个多月。这是不寻常的。斯大林仍在犹豫。在失去了日丹诺夫并让莫洛托夫靠边站之后，斯大林显然不希望在自己去世之后把国家留给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去控制。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在1949年9月从基辅召来了赫鲁晓夫，以便平衡马林科夫的权力。斯大林赦免了阿列克谢·柯西金（当时柯西金因“列宁格勒案件”成为主要被告之一）。一个杰出的组织者，而且没有政治野心，是位干才。可以把他培养成一个新的沃兹涅先斯基，不过，他缺少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抱负，而斯大林需要一个比马林科夫更有才能、更有学识的人来作联共（布）的领导人，也就是说，党需要一个思想家，而不是一个机关工作人员来当领袖。斯大林在自己的圈子里寻找这样的人，这帮人被提拔全靠斯大林，也因为他们自身那种无论党把他们派到哪里，都能埋头苦干的才能。
    正如赫鲁晓夫1956年在《秘密报告》中所试图证明的那样，对任何一个政治领袖崇拜的基础不仅仅只是恐怖手段和篡改历史。历史范围内的实际成就以及被称为“超凡”的罕见的个人心理素质一直是崇拜的必要因素。上世纪末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泊在政治著作中作用了“超凡性”这个术语，他认为法则和传统的威信与超凡人物的威信是有区别的。现在，“超凡领袖”这个术语已经大大被简化普及了。过去只承认那些能够激起群众崇拜和建立新的价值体系的人才具有“超凡性”，比如马斯顿国王亚历山大、耶稣基督、穆罕默德、拿破仑、列宁。托洛茨基也是具有超凡能力的人。
    但是，“伪超凡性”是存在的，“伪超凡性”与其说是由出类拔萃的智力和布道者的特殊表达才能造成，还不如说是由宣传和“超水平宣传”的力度造成的。在这种“超水平宣传”的帮助下树立了斯大林等人的超凡性。正是宣传，让广大人民相信他们具有所谓卓见和天才的能力。这些人的无限权力是建立在恐怖基础上的。正因为如此，对于那些徒有虚名的超凡领袖们来说，至关重要的是拥有绝对可靠的人首先掌控暴力系统和庞大的宣传系统。因此，假如在暴力系统能够发挥有效作用的领导人只需要是一个不受道德规范制约和无原则的人（尽管不无组织才能），那么庞大的宣传机器的领导人就应当是领袖的一位忠实信徒、无限忠诚于领袖“学说”的思想家。斯大林的这种支柱，从1930年底开始是贝利亚和日丹诺夫。在日丹诺夫去世之后，对于斯大林来说，没有什么比找到一位新的“主要思想家”来得更为重要的任务了，这位新的“主要思想家”应当统领宣传鼓动系统。
    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还在日丹诺夫生前米哈伊尔·苏斯洛夫就是宣传鼓动部部长。在日丹诺夫去世之后，他就已经作为联共（布）中央书记领导联共（布）整个意识形态帝国了。1949～1952年，苏斯洛夫大大扩充了意识形态帝国。苏斯洛夫尽管不是政治局委员，但是在斯大林执政的最后几年，他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比任何一位政治局委员的影响都要大。
    1948年苏斯洛夫只有47岁。他于1921年加入联共（布），在20年代他专门接受教育，没有从事实际工作。他念完了工农速成中学，然后毕业于莫斯科T·B·普列汉诺夫国民经济学院，最后又结束了在红色教授经济学院的学习。此后，他在莫斯科大学和工业科学院教授政治经济学。30年代初，苏斯洛夫开始在党的机关工作。1938年担任罗斯托夫州委书记，1939年担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区委书记。这些职务保证了苏斯洛夫被选进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战争时期，苏斯洛夫担任北高加索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并且在斯塔夫罗波尔区委参加了1943年将卡拉恰耶夫人（穆斯林）从斯塔夫罗波尔迁移出去的活动。1944年，根据政治局决定，苏斯洛夫担任了联共（布）中央主管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事务的负责人。其任务是将立陶宛“苏维埃化”并粉碎立陶宛主义者。整个波罗的海沿岸从德国军队手中解放出来之后，从1944年开始进行内战和反对苏军的游击战争。这一时期，苏斯洛夫不仅在立陶宛，而且在整个波罗的海沿岸，都被看做是斯大林的主要特使。他在这些地方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而且一切都是伴随着对社会各阶层大规模的镇压而开展的。
    正是在这一时期，斯大林对苏斯洛夫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并且对其才能和忠诚作了相当客观的评价。苏斯洛夫在立陶宛工作到1946年2月底。此后两年，他执行了斯大林的秘密使命，1948年1月21日，苏斯洛夫出人意料地获得了起草纪念列宁逝世24周年的报告的殊荣。俄罗斯和西方出版的两本最详细的苏斯洛夫自传，没有关于1946年至1948年苏斯洛夫在干什么的任何实际资料。
    正是在这一时期，苏斯洛夫成为苏联问题专家和西方情报机构关注的对象。美国中央情报局研究部门及美国“自由之声”广播电台驻慕尼黑分站，分析研究了苏联报刊每一次提及苏斯洛夫名字时的上下文以及他在各种庆祝活动的照片上所处的位置。当时，按照级别他排名第18位。1947年，通过分析6月21日刊登的出席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会议的苏联领袖们的照片，苏斯洛夫的排名已被移至第12位。众所周知，苏斯洛夫于1946年3月被选进联共（布）中央组织局，这一时期组织局由15人组成。因此，这时苏斯洛夫不是联共（布）中央意识形态部门编制内成员，而是联共（布）中央一般部门编制内成员。西方情报机关之所以对苏斯洛夫抱有如此大的兴趣，是因为西方分析家根据间接的资料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立陶宛之后，苏斯洛夫成为执行斯大林要将某一主要东欧国家（可能是匈牙利或者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实行苏维埃化这一任务的密使。正是在这一时期，东欧发生了从多党制向一党制、向“苏维埃的”管理模式的暴力过渡，苏斯洛夫在波罗的海沿岸的经验大派用场。这项工作主要是以秘密方式进行的，所以任何一位为公众所熟悉的政治局委员都不能担当此任。苏斯洛夫还参预了建立共产党情报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