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在任美国总统期间(1901~1909年)对中国问题相当重视。他曾说, 美国的未来更多地取决于美国“在面向中国的太平洋的地位而非在面向欧洲的大西洋的地位”(注:Howard K.Beale,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Rise of America to World Power,Collier Books,1973,p.161.)。 他推行“门户开放”政策,积极参与列强在中国的争夺,努力扩大美国在中国的影响;他还亲自处理了中美粤汉路权交涉、中国抵制美货运动等外交纠纷。他的对华政策本质上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这一政策的执行既有所谓美国的国家利益、价值观念的驱动,也与罗斯福本人对中国的认识有关。因此,分析罗斯福的中国观有助于把握其对华政策的实质。 一、罗斯福对中国问题的战略思考 所谓中国问题,就是列强在中国争夺霸权的问题。19世纪末,列强加快了侵华步伐,1895年中日战争之后更是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对美国的战略价值究竟有多大?美国应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列强在中国的竞争?美国应采取怎样的对华政策?这些都是美国外交决策人及战略家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罗斯福在任总统期间对中国问题的重视已如上述。实际上,他在出任总统之前就已十分关注中国问题,并对中国问题有相当的认识。但总的说来,他对中国问题的接触是间接的。他主要是通过时人的报道与著述,或者通过私人关系从朋友那里获取关于中国的信息。如德国驻美大使斯特恩博(Speck Von Sternburg)在担任驻华公使馆武官时, 就与罗斯福保持频密的通信联系, 经常讨论中国的局势。 (注:罗斯福在1896年4月26日写给妹妹的信中曾提到, 他可以尽情地与斯特恩博讨论中国的局势, 并从斯特恩博那里获得有关中国的 “准确的” 信息。Beale,op.cit,p.166。)罗斯福还经常与对中国问题颇有研究的学者亚当斯兄弟(Brooks Adams and Henry Adams)、 中国通柔克义(William W.Rockhill)讨论中国问题。所以,应该说罗斯福对中国问题还是比较了解的,但这种了解的渠道与方式也决定了罗斯福对中国的认识难免有偏狭、肤浅与主观之处。这也影响到他任总统后对中国问题的决策与处理。 罗斯福对中国问题的兴趣完全出于美国对外扩张的需要。从一开始他就是将中国问题放在美帝国主义的扩张计划中加以考虑的。19世纪末,美国完成西部边疆的拓殖,成了资本主义世界首屈一指的经济强国。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兴起了一股强烈的扩张主义思潮,要求夺占海外市场,取得与其经济大国相称的政治大国地位。罗斯福从90年代初开始,积极鼓吹对外扩张,与参议员洛奇(Henry Cabot Lodge)、 海军战略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等人力主发展海军力量, 执行所谓“大政策”(注: A.Whitney Griswold,The Far Eastern Policy of theUnited States,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6,p.11.),其重点是夺取夏威夷、菲律宾,建立所谓“太平洋帝国”。在罗斯福的对外扩张构想中,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地区,是美国挤进大国行列、与列强争夺霸权的角逐场。 罗斯福对中国问题的重视,具体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首先,他十分看重中国市场的经济价值 19世纪90年代,正是美国资本主义向垄断阶段过渡接近完成的时期,美国资本及其代言人急于寻求海外市场。1890年,马汉即声称,“美国人必须开始把目光投向外部世界。美国日益增长的生产要求这样做”(注:Thomas J.McCormick,China Market:America's Quest for Informal Empire 1893~1901,Quadrangle Books,Chicago,1970,p.21.)。 克利夫兰总统( GroverCleveland)在1893年就多次强调美国国内市场狭窄, 必须在地球上一切有人烟的地方开拓市场。麦金莱(William Mckingley )也多次对“剩余产品”表示关心,认为应尽一切努力扩大美国的海外市场。(注:Thomas J.McCormick,China Market:America's Quest for Informal Empire 1893~1901,Quadrangle Books,Chicago,1970,p.37.)这样,潜力巨大的中国市场便成了美国资本垂涎的目标。随着美国在华经济利益的不断增长,1898年1月,“美国在华利益委员会”成立,6月改组为“美国亚洲协会”。该协会努力推动美国政府采取积极的对华政策,是促成海约翰(John Hay)对华“门户开放”政策发表的重要因素之一。罗斯福作为美国垄断资本的代言人,自然十分关注潜力巨大的中国市场。他深谙经济扩张与国家利益及威望的内在联系。谁控制了中国市场,谁就在世界经济的竞争中占据优势,从而成为首屈一指的世界经济强国。罗斯福主张夺占夏威夷、菲律宾,实际上也有为美国资本进军中国市场的考虑,与同时期美国垄断资本对中国市场的觊觎完全一致。在美西战争爆发前7个月, 时任海军部助理部长的罗斯福就在致麦金莱总统的一份备忘录中建议,一旦美西战争爆发,美军“应该封锁,可能的话就夺取马尼拉”。他如此看重马尼拉的地位,除了军事方面的考虑外,便是想让它成为“美国的香港”,成为一个进军中国市场的桥头堡。(注:Thomas J.McCormick,China Market:America's Quest for Informal Empire 1893~1901,Quadrangle Books,Chicago,1970,p.107.)这个建议正符合美国资本家的想法,也为美国政府所采纳。美国很快便发动战争,吞并了夏威夷,占领了菲律宾,取得了通往中国市场的通道。 罗斯福对中国市场价值的认识受过多人影响。与罗斯福过从甚密的参议员洛奇早就认识到中国市场对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并一直试图促成英美联手实行对华“门户开放”政策。(注:Howard K.Beale,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Rise of America to World Power,Collier Books,1973,pp.163~164.)力主扩张的参议员贝弗里奇(Albert J.Beveridge)1900年在谈到美国夺取菲律宾的意义时说到,“菲律宾永远是我们的……在菲律宾群岛的那边是广阔无垠的中国市场,我们将永不放弃。……今后我们最大宗的贸易必将是与亚洲进行的。太平洋是我们的海洋……太平洋是未来商贸的海洋。能统治太平洋的国家必然会统治世界”(注:Foster Rhea Dulles, Forty Yearsof American - Japanese Relations,D.Appleton - Century Compary,Inc.,1937,p.9.)。其腔其调与罗斯福所孜孜以求的“大政策”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罗斯福的朋友、经济学家布鲁克斯·亚当斯于1900年发表《美国的经济优势》一书,预测中国将成为列强争夺的新的权力与贸易中心。他建议,美国应积极参与列强在中国的竞争,拓展美国的商业利益。他甚至断言,丢失中国市场,美国将会衰落;而赢得中国市场,美国将成为“比英国、罗马、君士坦丁堡更为伟大的财富与权力中心”, 太平洋将成为美国的“内海”。(注: Howard K.Beale,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Rise of America to World Power,Collier Books,1973,pp.164~165.)亚当斯还分析了列强在中国的竞争态势,认为英国在华势力由于受到俄德等国排挤正日益衰落。美国应瞅准时机积极承担责任,取代英国曾经享有的优势地位。亚当斯希望罗斯福能采取果断措施,参与列强在华竞逐,凭借美国的经济实力占领中国市场。这样美国就会控制中国,并进而主宰世界。(注:Howard K.Beale,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Rise of America to WorldPower,Collier Books,1973,pp.226~227.)罗斯福对亚当斯关于中国市场的论述深表赞同,认为完全有必要采取措施使中国市场对美国保持开放。 (注:1903年7月18日,罗斯福在给亚当斯的信中写道:“正如你所作的精彩论述,我们有必要使通往东方的贸易之路保持畅通;为保证我们能得到贸易点,我们必须尽力防止亚洲市场对我们关闭;为保持通往这些贸易点之路畅通,我们必须保证让这些贸易点主要是服务于我们的商业利益。”Beale,op.cit.,p.165。 )罗斯福在第一个致国会的年度咨文中谈中国问题的部分,甚至照抄亚当斯的观点。(注:TheAnnual Message of the President Thansmitted to Congress,Dec.3,1901.Se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United States,1901.)罗斯福的另一个朋友、 海军战略家马汉也强调中国市场特别是长江流域的重要性。他认为,长江流域是“物质文明的能量供应者--商业--能获得最大实惠的关键地域”(注:David H.Burton,Theodore Roosevelt:Confident Imperialist,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68,p.97.)。所以,美国应积极参与竞争,以便享有长江流域的通商之利。罗斯福复信马汉表示,“完全同意”(注: Richard W.Turk,The Ambiguous Relationship:Theodore Roosevelt and Alfred Mahan,Greenwood Press,1987, p.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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