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与国际学术界接轨，我们还应及时了解国际学术界的动态。在这里，我也想与大家一起分享我在国外读书时的一点经历。我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加纳殖民时期的农村社会反抗。我的导师马丁·克莱因教授曾任剑桥大学的《非洲历史杂志》的编辑委员会委员，担任过美国非洲研究学会主席。我给导师看论文初稿时，他对我说，我们在用词时要十分谨慎，例如英语中的"tribe"，"native"和法语中的"race"等词都是带有强烈殖民主义色彩的词，应避免使用。我问他用什么来代替呢？他说，可用"ethnic group"来代替"tribe"和"race"，用"indigenous"来代替"native"。当时，他告诉我，国际学术界实际上已基本抛弃了"tribe"这一词，这对我触动很大。因为这一词在我国普遍译成“部族”，而且使用十分广泛。我自己在一些文章中也使用过。
    对这一问题感兴趣的同志可以查一查1985年出版的中文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所用为1984年英文版），书中关于“部落”的词条明确指出：“现代许多人类学家都用种族集团（ethnic group）这个术语代替部落。”（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85年，第2卷，第180页。将"ethnic group"译作“种族集团”似有不妥。在我国学术界还有其他译法，如“族体”、“族群”、“族类”等。）1993年出版的《新不列颠百科全书》在"tribe"的释文中也有同样的意思（注：The New Encyclopedia Britannica,Encyclopedia Britannica Inc.,1993,Vol.11,p.918.）。为什么会有这种替代呢？这是因为很多人类学家对"tribe"这一概念越来越不满意。有的人认为"tribe"难以确切定义；有的人则认为这一词在殖民主义时期的使用过程中被赋予了特定的歧视含义，因而已失去了它作为学术用语的中性意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编的《非洲通史》的“总论”也指出：“如有可能，‘部落’这一词，除了北非的某些地区的情况而外，在这本书里将不再使用，因为这个词含有诬蔑和许多错误的思想内容。”（注：J.基－泽博主编：《非洲通史》，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第1卷，1984年，第16页。）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由世界著名学者组成的国际科学委员会撰写的通史著作中摒弃一个专用术语的作法并不多见，这足以反映国际学术界对在非洲研究中使用"tribe"这一词的否定看法。
    国际学术界的规范化要求我们在国际问题研究中使用一些专门术语时需十分谨慎，以避免不必要的误会。1994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中美非洲政治发展国际研讨会”上，一名中国学者在分析非洲现代政治的论文中多处使用“部族”（tribe）一词而引起与会的肯尼亚学者的强烈反应。1996年6月在北京举行的“南非政治经济发展前景”国际研讨会上，南非学者W.詹姆斯对"tribe"一词也提出了同样的看法，他指出这一词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在1997年出版的四卷本《撒哈拉以南非洲百科全书》中，在“部落性”（tribalism）的辞条中有这样的解释：“‘部落’一词多已从非洲或其他地区的学者的论著中消失，但在关于非洲的很多非学术性话语（non-scholarly discourse）中仍然存在，……”（注：John Middleton,ed.,Encyclopedia of Africa South of the Sahara,Vol.4,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97,p.289.）请注意“非学术性”这一修饰语，根据我所接触的资料，这主要是指政界和新闻界。
    我国有的学者在研究非洲历史、政治或民族冲突时喜欢使用“部族”一词，我对此持不同意见。我认为，在含义不清、缺乏研究、又为国际学术界反对的情况下，用“民族”或“XX人”、“XX族”来代替“部族”一词、用“地方民族主义”代替“部族主义”虽然不是最好的办法，但却是在目前情况下较为可行的。我在《西亚非洲》1998年曾发表过一篇专论，从四个方面论及了不宜使用“部族”一词的理由（注：李安山：《论中国非洲学研究中的‘部族’问题》，《西亚非洲》，1998年第4期。）。在此不多谈。
    最后，我想就世界史研究提几点看法。第一，要加强微观研究和个案研究。我曾在以前的非洲史研究会上多次呼吁过，在其他的地区史研究中存在同样的问题。可以这样说，没有微观研究的基础，宏观研究只能是泛泛之论。搞世界史教学和研究的学者如果就某个国家或专题下功夫，坚持数年，我国的世界史研究总体水平一定能上一个台阶。在老一辈学者创造的十分有利的条件下，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关键在于要能自甘寂寞，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
    第二，有志于地区研究的大学或科研单位应有选择地确定自己的研究重点，要敢于搞冷门。现在的情况是研究发达国家的人满为患，落后地区则无人涉及，以致出现“搞得越热的越有人搞”这样一种局面。当然，国家有关部门对研究落后地区必须给予一定的扶持。例如，美国的地区研究基本上是在1958年“国防教育法”颁布后才开始的（注：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这使一向自以为科技领先的美国朝野震动。美国国会通过“国防教育法案”，决定增加教育投资，同时增加外国研究的教育经费。）。经过20年的努力，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已具备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地区研究队伍。世界如此之大，国别差异甚多，各个击破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即各个高校根据自身特点选择自己的研究重点，而国家对缺乏研究的地区采取扶持政策。这样既有利于收集有关资料和积累研究成果，也有利于确立自己在国内甚至国际学术界的地位。
    第三，各学科部门之间要多交流。世界史研究者应多了解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广泛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这包括历史与现状的结合，理论与实际的沟通。提出“现代世界体系论”的沃勒斯坦是社会学家，法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梅阿苏从事的是人类学研究，以研究拉丁美洲起家的亨廷顿是政治学家，对传统的东方学体系进行批判的萨伊德是文学理论家，但他们的研究成果都已经具有世界性的意义，为历史学界广泛采用。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要有所成就，与其他学科加强交流是十分必要的。
    第四，世界史在各个专题研究上要尽可能地涵盖中国的内容。这不论在语言文字还是史料利用上都是我国学者的强项，也有利于我国学者走进世界学术界的领地。
    第五，对已往研究生所作的论文题目进行一次调查统计。这一方面是对已往研究成果的检阅，便于研究者查询；同时也可以为今后研究生的选题作参考，以避免重复研究。在国际上，这种统计是很普遍的。
    我相信，中国的世界史研究终将可以昂首走进世界史学的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