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西部的经济地位问题
    关于战后西部经济地位，纳什的结论是：二战使西部经济地位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即由具有殖民地经济特征的阶段转变为全国经济的先导（pacesetter）。他通常的表述是：1940年西部经济作为工业东部和中西部的原材料出口者，仍旧以殖民地因素为特征。但在1945年，经过战争时期的西部拥有一个发达的制造业体系、一个忙乱的服务业经济、一批航空、电子及科学导向的工业，科学导向的工业预示了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后工业经济的崛起。在四年间，战争使一个落后的殖民地区转变为国家经济的先导。战争所创造的经济类型主导了下一个30年的西部经济[5]。
    纳什强调战争加速了西部各地的科学活动。以波音公司战时在飞机制造业中的研究开发为例：波音公司建立了专门的研究设施和研究小组，投入更多精力从事研究开发。如果1941年该公司花在研究开发上的时间为100，1942年为212，1943年达到了470，1944年则高达840[5 ]（P87）。同时它还推动了华盛顿大学应用物理实验室的发展， 这就在西部开始了产、学、研的最初结合。此外，南加州的航空医学、核裂变、潜艇侦察研究。西南部的核链反应、火箭、航空防火器研究开发以及曼哈顿原子弹制造计划，犹他州的生化研究等[5]（P6-7），这些二战期间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研究开发项目，其长远影响是使“美国科学人才的重心西移”，在1945年为西部留下了一个必定要对民间经济产生影响的新科学复合体[5]。所以纳什说， 新近制订的科学与工程行动计划现在给予西部一把“利刃”，将使西部在战后数十年成为一个经济先导[5]（P2）。
    针对纳什关于美国西部“经济先导”地位的提法，洛特钦等持有不同意见，认为二战并没有改变美国地区间工业平衡，战争结束时的西部既非全国经济的先导，也没有迹象表明它正在成为经济先导[7 ]（P407）。
    洛特钦首先从地区间横向比较入手，根据二战前后加州及西部其他州在全国经济中的相对位置变化情况，论证西部在战争结束时并非经济先导。他以制造业就业人数的变化为例，指出经过战争，西部大多数州的制造业就业人数与人口的比例绝对增长显著，高于东部；但是从全国排序来看，相对位置并未发生根本变化，仍属于落后地区。
    其次，洛特钦认为从近期工业发展前景来看，西部也没有成为全国经济先导的迹象。洛特钦利用的论据是1946年（全面和平的第一年，战争合同已取消或正在取消，和平建设重新开始）美国国内新工厂和工业设施的投资情况。该年加州人均投资额位于全国第17位，仅相当于第 1位的印第安纳州的一半左右。其余西部州中，除俄勒冈（第15位）、得克萨斯（第16位）、怀俄明（第20位）、华盛顿（第21位）外，均位居第32位到最后一位[7]（P405-406）。
    评价上述两种观点，首先应明确“经济先导”的涵义。它既可指称经济发展的状态、成就，也可以指称一种经济趋势、经济潮流。从上文的介绍中可以看出，纳什更多强调“经济先导”预示了经济发展趋势。洛特钦的反驳看起来很全面，他从状态和趋势两方面同时否定了“经济先导”说，洛特钦先将“经济先导”地位视为一种经济状态，并证明从这一角度讲，战争结束后西部并非全国经济的先导，他的论据也很有力。紧接着洛特钦又指出，即使从发展前景来看，西部也没有成为经济先导的迹象。为什么同样是考虑经济发展趋势，洛特钦会得出与纳什不同的结论呢？问题在于他们选择了不同的生产要素来衡量经济发展的趋势。洛特钦从资本投入的角度，认为战后初期西部没有成为先导的迹象。纳什则选择了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等因素，认为“科学导向的工业预示了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战争所创造的经济类型主导了下一个30年的西部经济”[5]。
    那么究竟哪一种生产要素最能代表经济发展的前途呢？早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界在此问题上就已基本形成共识：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率先超过了资本等其他要素。科技进步不仅有助于推动经济总量的增长，而且现代经济增长已不是单纯的经济总量增长，它是包括科技进步、产业升级等因素在内的系统工程。二战期间联邦政府在西部的相关活动有助于西部的技术进步、产业升级，从而使西部代表了美国经济发展的新方向。波特兰州立大学城市研究与规划系主任、美国城市史研究会主席卡尔·艾博特对此曾有过精辟的论述：“二战作为西部与过去决裂的重要性，次于它引发西部未来的重要性，它奠定了西部城市在美国第四个工业发展的长周期（注：美国第四个工业发展长周期的提法源自于经济学中的“康德拉捷夫周期理论”，后由约瑟夫·熊彼特吸收到他的“创新周期论”中，将长周期称之为“康德拉捷夫周期”，并用他的“创新”理论加以解释。该理论认为自18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发展已经历了四次长周期，第四次的起点是20世纪30、40年代，结束时间为90年代初。）中发挥领导作用的基础。”[9]（P39-40）第四次长周期发展的动力来自于西部城市，“包括较早的创新被大规模推向市场……，以及电子、电信和航空航天方面一连串创新发明。当然，西部城市在这些工业中居领先地位均由二战使然。”[9]（P39-40）美国学者迈纽尔·卡斯特尔斯（Manuel Castells ）曾根据一些实证研究总结出一个地区吸引高技术产业的五点特征，其中两点恰与二战对西部的影响相符合：（1 ）因为高技术产业是以科学为基础和知识密集型的，它们需要与重要的大学和研究单位有密切联系，并接近技术和科学人员储备。（2）由于对政府市场，特别是对军事和空间项目（尤其60 年代末）的依赖，高技术活动倾向于聚集在军方建立了试验地点的地区[13]（P13）。
    到70年代， 西部高技术产业在美国领先的地位已经相当明显。 据1983年的一项统计表明，1972～1977年间，美国高技术领域领先的十个城市依次为圣何塞（硅谷）、阿纳海姆、休斯敦、圣迭哥、波士顿、达拉斯、沃切斯特、俄克拉何马城、莱克兰和菲尼克斯[13]（P34 ）。其中只有3个城市在西部以外。可见， 从科技优势将引发新的经济时代的角度出发，二战后的西部确可称之为“经济先导”。
    以上就西部战时经济扩展的动力和战后经济地位两个方面评介了围绕纳什“转折假说”出现的一些争论。迄今为止纳什的观点仍有待进一步的证明。尽管如此，纳什作为该领域研究的开拓者，仍然受到广泛的尊重，其论著依然产生着广泛的影响。而围绕纳什观点展开的争论必然不断深化人们对于“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对20世纪美国西部发展等问题的研究和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