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政府的不尊重早就存在了，但不是共产党而是共和党煽动的。共和党早就对近20年的在野状态失去耐心，急不可耐地想要夺回政权了。而且他们对新政派的那种自由主义做法也觉得是和他们心目中的美国传统价值观格格不入的。他们认为新政提倡国家控制就是想使美国社会主义化，其结果将是向共产主义的和平过渡。这就是四五十年代的“红色恐慌”的第三个特点：对共产党及其同路人的搜捕和两大政党之间以及美国社会上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的斗争搅在了一起，许多民主党人和自由主义者也被扣上了红帽子。共和党在1944年竞选中就已使用过反共主义的法宝，但是因为当时罗斯福的威望正处于顶峰，而且苏联还是美国的战时盟友，所以这项法宝并未收到想象中的效果。但在战后它却成为共和党人手里的一件得力工具。在第八十届国会中，保守的共和党人占了多数。当时一个议员的传记作者曾这样写道：“他们决定除掉政府中的共产党人、叛徒和新政者，对抗乔·斯大林，搞垮工会组织，并关闭物价管理局。”（注：Roger Morris（1990），Richard MillousNixon:The Rise of an American Politician,New York,N.Y.,Henry Holt & Co.,p341。）不仅在第八十届国会中有这种迹象，而且那些到国会作证指控他们原来的同志的所谓前共产党人也抱有把共产党和新政的自由主义混为一谈的想法。在1948年的希斯案件中因指控前国务院官员阿尔杰·希斯是共产党人而名噪一时的原共产党人惠特克·钱伯斯在回忆录《目击者》中把自己等同于一种美国形象，这种形象是与他认为的希斯、新政和共产党所代表的另一种形象截然对立的。“事实是，当我举起枪瞄准共产主义的时候，我也打击了其它一些东西。我所打击的是庞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力量。它，在自由主义的名义下……将它的冰盖强加在这个国家头上达二十年之久。”（注：Les K.Adler （ 1991），The Red Image:American Attitudes toward Communism in theCold War Era,Garland Publishing Inc.New York & London,p164。）战后美国的“红色恐慌”的这些特点对尼克松的政治生涯产生的影响不仅仅是把他变成了美国最著名的反共分子，而且也造就了他反共主义的一些特点：在国际方面，他对共产主义的敌视和苏联作为一个候补的超级大国对美国构成的威胁密不可分，他的反共主义与其说是意识形态的对立不如说是从力量均势的角度出发和以苏联为首的共产党国家集团的对抗。在国内方面，他的行动集中在对所谓“红色和粉红色分子”进行搜捕上。但尼克松对共产党及其同路人的搜捕与其说是出于对美国安全的考虑，不如说更多的是作为共和党对民主党，保守主义对自由主义攻击的一种手段。
    二、尼克松在内政领域中的反共主义
    内政领域中尼克松反共主义的特点在希斯案件上清楚地表现出来。对于希斯案件，尼克松在他的《六次危机》一书中有详细的记载。他对于自己在这一案件中力排众议，坚持调查并最终揭露希斯是隐藏在国务院中的共产党人的行动津津乐道。可是他对于在希斯案件的关键时刻他的态度曾一度变得动摇不定的事却只是一笔带过。那是在希斯以伪证罪起诉钱伯斯之后，钱伯斯向法庭交出了一纸袋包括65页国务院打印文件和4页希斯手写便笺的文件。 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工作人员斯特里普林立刻感到钱伯斯可能还有未交出的文件，便劝尼克松去一次钱伯斯的农场。但尼克松却以准备到巴拿马度假为由不愿前往，后来只是在斯特里普林的一再坚持下才勉强成行，最后正是这次访问导致钱伯斯交出了使希斯被定罪的“南瓜文件”。
    尼克松后来把他的这种态度波动解释为他没有勇气告诉妻子帕特说他们将要取消3年来的第一个假期。这可不是个好理由。 尼克松干起工作来是绝对不允许家庭打扰的。象希斯案件中这么大的突破关头，如果尼克松真的相信这对美国的安全生死攸关，怎么可能让一次休假妨碍案件的调查呢？事实是，尼克松对希斯案件的调查与其说是搜捕政府中的共产党间谍，不如说是对杜鲁门的民主党政府的一次攻击。当8 月份钱伯斯在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面前作证时，1948年大选已经迫在眉睫，如果能在这时候从民主党政府中抓出一个共产党来，杜鲁门将会名声扫地，共和党获胜的可能性也将大大增加。他在给杜勒斯的一封信中写道：“在竞选中应该强调的另一点是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正在联邦政府的工资名单上……对共产党人在新政名义下渗入政府的攻击可能是那些竞选政府职位者的最好的手段。”他建议杜威应该许诺“在一个不怕找出政府工资名单上的不忠者的政府的领导下进行无情的调查。 ”（注：Roger Morris （1990），Richard Millous Nixon:The Rise of anAmerican Politician,New York,N.Y.,Henry Holt & Co., pp441- 442。）但是杜威却没有接受他的建议。到钱伯斯交出政府文件时，选举已经结束，民主党出人意料地获胜。尼克松虽然靠着希斯案件再次当选，但已经变成了众议院的少数党成员，而原来负责调查希斯案件的小组委员会成员也落选的落选，进参议院的进参议院，只剩下了尼克松一个人。在杜鲁门政府挟大选获胜之余威想一举掩盖掉希斯案件的情况下，如果尼克松硬要追查，那等于是在单枪匹马地和整个政府作对，万一查不出钱伯斯未交的文件，等于是授人以柄，弄不好还会结束他的政治生命。而这时他作为搜捕共产党间谍的猎手的名声在全国已经确立，反正案件已经移交法院，停止调查对他不会有什么害处，反而可以让他抓住此事对杜鲁门政府包庇共产党大做文章。正是这种想法使尼克松不愿对钱伯斯作进一步的追查。到“南瓜文件”被发现之后，尼克松的态度再次积极起来。在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对希斯进行调查的时候，只能证明希斯是认识前共产党员钱伯斯的，但现在却可以断定他是货真价实的共产党间谍，对民主党政府的指控也更加有力。再加上他打算在1950年竞选参议员，可以以此作为政治资本，所以尼克松重新积极参与案件，极力主张纽约大陪审团断定希斯有罪，并指责杜鲁门政府妨碍司法公正。最终希斯被判犯有伪证罪（间谍罪的起诉时效已经过去），尼克松也当选为参议员。
    从后来尼克松对希斯案件这一政治资本的使用来看，也可以看出他的真正目标不在揭露共产党间谍而在于攻击民主党政府和他们新政式的自由主义施政纲领。几年后，尼克松当上了副总统，他在一次和厄尔·梅佐的谈话中对希斯案件的评价是：“回想起来，我认为希斯案件的巨大教训是牵涉到希斯和钱伯斯两个人的个人悲剧。……我想，这两个人都有真诚献身于和平，致力于普遍地改善普通人民命运的信念。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但是，却感染了共产主义，以至为了共产主义阴谋效劳，宁愿冒耻辱的--正如他们所干的--风险。这类事情既然在他们身上发生，就表明在世界范围内，存在着一种潜在的威胁，即在这类人中间，有可能感染上共产主义。”（注：厄尔·梅佐：《理查德·尼克松》，复旦大学，1971年，第78页。）尼克松所说的这类人到底是什么人呢？在他1960年竞选失败后所写的《六次危机》一书中对此有更明确的表示：“希斯很明显是大量杰出的忠诚公民之一。他们的活动舞台是国家的大众传媒、各大学、学术基地和政府官僚机构，这一团体爱在其信仰周围披上自由主义的外衣……他们不是共产党人，他们甚至不是不忠者……但他们和那些极右者一样有坚定的信仰。这使他们在共产主义流行的对社会公正的呼吁面前十分脆弱。在希斯案件中，他们是共产主义路线的‘模仿者’。”（注：Roger Morris （1990），Richard Millous Nixon:The Rise of an American Politician,New York, N.Y.,Henry Holt & Co.,pp511-512。）
    尼克松所说的“大众传媒、各大学、学术基地和政府官僚机构”正是新政和自由主义势力集中的地方。在他看来，他们提倡国家控制的主张是完全和美国一百多年来以私人企业为基础，提倡发挥个人积极性的道路背道而驰的，是对美国传统的背叛，和美国共产党相比，这才是对美国社会更大得多的威胁。正如他在1950年对民主党选民所说的：“对我们的自由制度还存在有更大的威胁，这一威胁来自于一群在给复杂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提供政治上的万应灵药的伪装下，为了眼前的一点政治利益而出卖美国生存权利的伪善的愤世嫉俗者。”（注：Stephen
    E.Ambrose （1987），Nixon:the Education of a Politician 1913 ～1962,New York,N.Y.,Simon & Schuster,pp203～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