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话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在政治竞选中普通的互相攻击。应该记住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社会普遍地出现了一股保守主义势力反扑的潮流。随着南部边缘地带作为战后美国发展最快的地区的崛起，保守主义势力对新政派的自由主义形成了有力的挑战。而共和党人为了结束长期的在野状态，扩大自己的政治基础，也开始转向南方，和南方保守的民主党人结成联盟，共同向新政派展开攻击。然而，新政毕竟从大萧条中挽救了美国，而且它和罗斯福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它的社会福利制度仍然受到大多数下层穷人的拥护。要想把全社会的人都动员起来反对新政，那就只有从侧翼包抄，利用当时美国人民的“红色恐慌”，让选民们不要把这些新政派自由主义者看成给他们带来最低工资标准和社会保险这类好处的民主党人，而把他们看成是想把美国变成社会主义国家的左翼极端分子。这种手法在1952年大选中被尼克松发展到了顶峰。他干脆把“粉红色分子”（这已经成了激进派的代名词）和“赤色分子”划了等号。他告诉《堪萨斯之星》报的记者罗伊·罗伯特说：“在赤色分子和粉红色分子之间唯一的区别是粉红色分子想将美国社会化，而赤色分子想把世界社会化并让莫斯科成为世界首都。他们的道路是一样的，他们有同一本圣经--卡尔·马克思的教义。”（注： Roger Morris （1990）， Richard Millous Nixon: The Rise of an American Politician,New York,N.Y.,Henry Holt & Co.,p748。）
    当然，如果仅仅从党派斗争和对美国的社会制度不同看法之间斗争的角度来看尼克松的反共主义也未免片面。即使尼克松的反共行动的矛头主要指向民主党人和新政式的自由主义者，但他的言论和行动（主要是希斯案件）对于美国社会上日益高涨的反共狂热仍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希斯案件之后，尼克松在众议院发表演说，声称：“从希斯案件中要吸取的重要教训就是，我们所对付的不仅是那些为了三十块银币而出卖一件新武器蓝图的间谍……而是阴险得多的活动，因为它使敌人可以左右我们目标的制定。”而1950年2月9日，在西弗吉尼亚州惠林的林肯纪念日共和党妇女集会的演说中，麦卡锡几乎原封不动地照搬了尼克松的这句话：“在讨论共产党人时应该记住的一件事是我们对付的不仅是那些为了三十块银币而去偷一件新武器蓝图的间谍，我们正在对付一种肮脏得多的活动， 因为它允许敌人左右我们政策的制定。 ”（注：Christopher Matthews （1996），Kennedy & Nixon, the Rivalry that Shaped Postwar America,New York,N.Y.:Simon & Schuster,p68.）而杜鲁门政府虽然下令各行政机关不许向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提供关于政府工作人员忠诚问题的任何资料，并把希斯案件称为转移公众对经济和社会问题注意力的“熏青鱼”，但在希斯案件之后他也开始加紧对政府工作人员的忠诚调查。同时在国会也通过了一系列反对共产党人的立法。其中最为著名的则是吸收了1946年尼克松-蒙达特法案（要求共产党及其同路人组织向政府登记）的大部分内容的麦卡伦法。因此，就算尼克松不是战后初期美国社会“红色恐慌”的制造者，他在把这种“红色恐慌”推向高潮方面至少也助了一臂之力。
    三、尼克松在外交领域中的反共主义
    与国内政策不同，尼克松在国际事务领域的确感到共产主义不仅对美国，而且对整个西方世界的生存都造成了威胁，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反共主义者。在1952年大选前夕，尽管他在国内政策上更倾向于塔夫脱的共和党元老派，但他认为塔夫脱的孤立主义立场无法有效应付国外的共产主义威胁，“而现在对外政策正是我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因此尼克松支持艾森豪威尔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不过，总的来说，这时尼克松还处于学习时期，学习的主要途径是他的历次国际旅行和任副总统时期对艾森豪威尔政府处理外交问题方法的观察。
    这个时候尼克松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大致和美国国内流行的观点相同，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以苏联为首的共产党国家集团是一个铁板一块的联盟，它们有一个世界范围的针对美国和西方的阴谋，其总部是在莫斯科，各国共产党人首先忠于苏联而不是自己的国家；二、这个阴谋是有预定计划的，共产党集团将在世界各地针对美国的弱点进行试探，只要有一处漏洞，就会出现“多米诺效应”，因此，必须随时准备在世界各地击退共产党的进攻，不放弃一寸土地；三、共产党人只尊重实力，必须在实力基础上和他们打交道，软弱的表示只会刺激他们发动进攻；四、在和共产党人打交道时，“不确定性”是非常重要的，决不能让他们摸清美国的下一步行动；五、与共产党人的斗争是一场争夺第三世界的斗争，而第三世界更关心的是本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因此，美苏在第三世界争夺的关键在于看谁能提供发展的成功范例。这一套推论构成了此时尼克松外交主张的基本理论基础，从中可以看出他是完全从两极对立的冷战格局来考虑国际事务的。
    但是，从两极对立的冷战格局来考虑国际事务并不意味着尼克松把意识形态因素视为外交领域中的支配性因素。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战后美国“红色恐慌”的一大特点就是由于苏联力量的发展，美国人开始从实力角度考虑共产主义问题。他们反对苏联不是由于它的社会制度给苏联人民带来痛苦而是由于它的“扩张行动给国际秩序造成威胁”。和共产主义制度相比，苏联的实力对美国造成的威胁大得多也现实得多。应该说，共产主义只能以实力来对抗的念头之所以出现在二战后的“红色恐慌”中而不是出现在二战前的“红色恐慌”中，就是由于苏联的实力已经成了此时共产主义的最大象征。正是这种观点才使尼克松在1947年随赫脱委员会访欧时写下了这样的笔记：“共产主义唯一尊重的只是实力--而认真对待的也只是实力。”尼克松本人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就反映了当时的这种情况。
    此时尼克松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十分贫乏。尤其是在他担任副总统以前，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就是随同赫脱委员会访欧时与西欧和南欧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人的几次会谈，他是从和欧洲那些发展还不成熟的共产党人那里得出对苏联人和共产党人的印象的。当然，这时共产主义运动的内部矛盾还没有明显暴露出来也是造成尼克松对共产党人判断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不管怎样，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这种看法已经成了他对共产党的基本认识，以后他对苏联或其它国家的共产党的行动都是戴着这种有色眼镜看的。而尼克松担任副总统时期，他学习对外事务知识的主要老师是冷战最热心的鼓吹者杜勒斯，他对共产党国家的僵硬看法比尼克松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对尼克松从理性的角度来分析苏联或是其它共产党国家的行动也不会有多大帮助。其结果是，一旦什么地方发生了共产党的进攻，尼克松就都把它看成是中心在莫斯科的共产主义世界阴谋的一部分。直到六十年代他竞选总统失败，在加里福尼亚过着在野生活时，他还没有放弃这种观点。他在《六次危机》中写道：“共产主义威胁是不可分割的，它在国内外都面对着我们，那些强调一方面排斥另一方的人对自由事业造成危害。共产主义威胁是普遍的。假定有某些‘无关紧要’的边缘地区，这是再危险不过的谬论。我们如果不在亚洲，非洲或拉丁美洲应付共产主义刺探，那么，我们将更有可能被迫在欧洲应付这种刺探。”（注：[美]理查德·尼克松：《六次危机》（下），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432页。）
    在美国，正是这种对共产主义威胁的全球性观点把美国的外交政策引上了错误的轨道。既然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集团有一个控制世界的阴谋，那么，唯一有能力在全世界和共产主义集团对抗的只有美国。这样美国就错误地理解了力量均势原则。欧洲古老的力量均势原则，不管是英国的光荣孤立还是俾斯麦的大陆体系，其核心都在于让本国成为力量均势的控制者，也就是说成为左右均势天平的游标而不是在天平两端对峙的砝码。但这时美国的力量均势原则却是把自己变成了天平一头的砝码，他们对均势的理解只是死板地考虑如何在各方面保持与苏联力量的均等，从而失去了力量均势所要求的灵活性。结果美国就造成了一个新的均势天平，在天平两端对峙的是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而一些小国弱国却成了左右天平的游标，这使美国人不得不时常担心一旦苏联在第三世界某个国家取得突破，整个力量天平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对苏联有利的倾斜。他们的多米诺理论正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1954年艾森豪威尔就印度支那的形势指出：“如果印度支那陷落了，不仅是泰国，而且缅甸和马来西亚也将受到威胁，同时也增加了东巴基斯坦，南亚以及整个印度尼西亚的威胁。”（注：资中筠：《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上），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2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