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历史兴衰(2)
70年的辉煌与成功之路 革命制度党作为官方党能够连续执政70年,并且取得令人瞩目的业绩,是与它的历史使命、理论主张、组织结构特点以及一系列正确的社会经济政策分不开的。 一、革命制度党的建立及其所完成的历史使命,为其长期执政创造了良好的国内政治环境。革命制度党不是一个反抗外来侵略与缔造民族国家的党,而是官方以改良方式实现政治制度化的一个工具。在官方党建立之前,墨西哥的每一次总统选举几乎都会触发军事政变,革命制度党的建立及其职团主义组织体系的形成,首要目的就是要排除考迪略势力和军队对国家政治的干预,保证国家权力能够实现制度化的和平交接,使墨西哥政治走上现代化轨道。党的建立首先打破了考迪略武力竞争政权的政治格局,结束了军阀混战局面,提供了政党政治的活动框架和民主选举的法律程序;党的职团结构的形成,最终敲响了地方考迪略政治机器的丧钟,使其丧失了存在的社会基础,从而使革命制度党的长期连任得以不受非制度化的暴力因素干扰;随着党的军人部的取消,作为民主政治重要标志的文人政府开始领导国家建设。这一切都为革命制度党在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中顺利推行国内外政策、控制国家选举从而长期执政创造了条件。 二、革命制度党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有效保持了国内民众思想上的广泛共识和对官方党的认同。革命制度党特别注意保持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优势和统治地位。该党以共和国宪法作为党的纲领,以民众主义、民族主义为其指导思想,内容主要包括革命民族主义、社会平等和全面民主化3个方面。 这些内容带有明显的将近代西方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特点。革命制度党也不把自己的意识形态贴上左或右的标签,只是笼统地宣称自己继承了墨西哥革命与历史的传统,它的意识形态就是“墨西哥革命的意识形态”,就是“墨西哥革命的原则”。这样,革命制度党的理论主张就获得了一种由墨西哥革命历史所赋予的不容置疑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也正是因为革命制度党的意识形态不受某一政治标签的框定,这种灵活性使革命制度党在意识形态上具有极强的包容性,这种包容性不是对在社会进程中出现的各种异己思想的姑息迁就或视而不见,而是把其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内容加以适当变通和改造,吸收进自己的纲领,为我所用。这样,革命制度党以“人民的全部价值观”的代表者的身份,占领了一切重要的政治思想空间,同时也剥夺了其它反对党的思想资本和理论阵地,抑制了反对党的力量,凝聚了全国人心,在墨西哥人民中形成了以革命制度党理论主张为核心的对国家重大问题的广泛共识,形成了对革命制度党长期执政的持续认同。 三、革命制度党职团主义组织体系最大限度地团结了国内各阶级,使官方党具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早在1917年,墨西哥宪法就规定了反映工人、农民、中产阶级和政治-军事官僚阶层利益的四大基本政策:工人权利、土地改革、民众教育和民选职务不得连选连任。这使墨西哥政府得到了上述四个阶层的拥护与支持,建立在这个利益-效忠基础上的官方党职团结构起到了极强的社会整合作用。一方面,职团结构能够把社会各阶级之间无节制的斗争转化为党内部门间程序性的谈判,避免其分化为党派之间的纷争,从而使革命制度党超越各个具体阶级,成为整个社会利益协调的核心;另一方面,职团结构使得革命制度党对社会具有较强的控制能力。 四、革命制度党具有高度灵活的宏观政治调控能力,能够根据社会需要制定合适的经济、社会政策。墨西哥经济选择了在自由市场经济与完全国有化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实行国家、社会与个人并行的混合经济体系。因此,墨西哥社会既存在以国家和民众为代表的公有制经济,又存在以大资产阶级为代表的私营经济。从实践来看,墨西哥的公有制经济有效保持了社会稳定,但难以促进经济高速发展;私营经济具有较强的活力,但是容易激化社会矛盾。从40年代到80年代,墨西哥一直在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之间寻求某种动态的平衡,以卡德纳斯为代表的民众主义路线与以阿莱曼为代表的资本主义路线在政策上进行相互交替。当私人资本快速发展,造成社会财富分配高度不平等、阶级矛盾激化时,政府政策向左偏,依靠民众职团,节制私人资本;当国家过度干预经济,造成严重的资本外流与经济衰退时,政府政策转而向右偏,扶植私人资本,通过组织手段控制民众运动。政府这种对社会的钟摆式左右制衡机制,为墨西哥的政治、经济均衡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再加上墨西哥的进口替代工业发展战略符合五、六十年代的国际经济大趋势,丰富的石油矿产带来丰厚的外汇收入,这些重要因素带动墨西哥经济走上了持续高速发展的道路。 近20年的挑战与危机 革命制度党在其执政期间所取得的政绩是骄人的。从1950-1985年,墨西哥人口从2500万增加到7700万,而人均GNP却从每年362美元上升到2734美元;人均寿命从41.5岁上升到64.2岁,而文盲率却从80%下降到6%。墨西哥已经成为拉丁美洲仅次于巴西的第二大经济强国。 革命制度党领导墨西哥在创造了近50年的辉煌历史之后,从80年代开始进入了一个多事之秋:先是出现了1982年的外债危机,其后是一系列的社会动荡,它的高潮是1994年的南部恰帕斯州农民暴动和严重的金融危机。1997年中期选举,左翼的民主革命党和右翼的国家行动党异军突起,两党在议会的席位之和已经超过了革命制度党;同年在首次由民选产生的首都联邦区长官角逐中民主革命党又击败了官方党。这宣告了革命制度党左右墨西哥政局的时代的终结,墨政局基本已成三足鼎立之势。革命制度党在近20年显示出节节衰退的迹象有一系列原因,而经济政策失误、党的指导思想的转变和职团主义组织体系的衰落则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 一、革命制度党经济政策的失误以及经济发展战略的改变导致了一系列经济社会危机。墨西哥原来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是封闭式的内向型经济。实践证明,这种政策在当时是正确的。但是,到了70年代,墨西哥发现了丰富的石油矿产,开始大举外债开发油田,结果由于世界经济危机,国际油价大跌,墨西哥从此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1982年出现了债务危机。墨西哥不得不实行紧缩政策,并加入了关贸总协定,采取了以偿付外债为目的的出口导向型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政府降低了关税,过早地开放市场,不加限制地吸收外资,(注:墨西哥在萨利纳斯(1988-1994年在任)执政期间,吸收外资之多居拉美之首,累计达750亿美元。由于1994年国内政局动荡, 经济乏力,加上美国利率提高等不利因素,大量外国投机资本外逃,引起金融市场动荡。)而且过分依赖外资。恶果在1994年显现出来了,由于当年的外资大量抽逃,直接加剧了墨西哥的金融危机,给这个国家带来了多达700亿美元的损失。从80年代开始, 为配合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步伐,在美国的极力影响下,墨西哥对国有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私营企业主集团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势力大为膨胀,而失业的工人则越来越多,贫富分化日益加剧。在农村,土地分配停止了,1992年墨西哥修改宪法,废除了“耕者有其田”的原则,彻底结束了土地改革的进程,大量分不到土地的农民不是揭竿而起就是涌入大城市成为劳动力后备大军。如今,墨西哥出现了4500万贫困人口,其中有2500万属于赤贫,20%的最贫困人口仅享有全国 4.4%的财富,而20%的最富有人口却占有53.5%的财富。经济社会的矛盾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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