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国”一词在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史中，是至关重要、且最为人所熟知的用语。《角川日本史辞典》“锁国”条目的释文为：“为确立、维持江户幕府的权力所采取的对外封锁政策。指1639年至伯理来航的215年间的对外孤立状态……通过1639年禁止葡萄牙船来航的锁国令，最终完成锁国。由此，除荷兰、中国、朝鲜之外，与外国的通交被禁止。”可见，锁国一词已成为闭关自守外交体制的代名词，进而形成了“近世（即江户时代）就是‘锁国’，‘锁国’等于近世”这样的逻辑关系。江户时代正值西方资本主义飞速发展的时期，在这样的历史时期锁住国门，拒绝西方先进文化的传入，就等于是拒绝进步。由此，“锁国体制”便成为日本史学界批判的对象。
    近年来，笔者在进行江户时代日本吸收西方文化的兰学史研究中，对“江户锁国论”发生了怀疑。笔者以为，“江户锁国论”，为总体把握江户时代定下了先入为主的基调，阻碍了对江户时代的正确理解，以至于很难对江户时代做出恰如其分的客观评价。因此，有必要对“锁国”这个“常识性”的概念进行重新梳理、辨析，以求取符合历史事实的新的认识。围绕“锁国”，至少需理清以下几个问题，即“锁国”一词的由来及“江户锁国论”的演变过程；“锁国”的背景、目的和历史实态；“锁国”这个概念是否妥当。本文将从江户兰学史的角度对上述问题作一考察，并提出自己的观点，谬误之处，敬请指正。
    “锁国论”流变
    就现有史料来看，在实行“锁国”政策的当时，日本人从来没有认为自己的国家处于“锁国”状态，也没有“锁国”这个概念。换言之，“锁国”并不是当时的用语，而是后世学者们对江户时代的一个具有定性色彩的评价用语。1690年作为荷兰商馆医生的德国人肯贝尔（Kaempfer Engelbert，日文译音巍”ンヘル，1651～1716）在日本客居两年，撰写了一部关于日本的著作《日本志》。该书第六章专论“锁国”问题，原题为《于日本帝国禁止本国人出海、外国人入国，并禁止这个国家与海外世界交流，乃是具有极其妥当之根据的论证》。1810年，著名兰学家志筑忠雄（1760～1806）将这一章译成日文，题名为《锁国论》。根据至今为止的研究成果，这是锁国一词在日本的首次出现。《锁国论》认为当时的日本是处于“完全的锁国状态”，不过，肯贝尔对“锁国”基本上是持褒扬态度的。他认为：“与世界上其它国民相比，日本国民在礼节、道义、技术以及幽雅的举止等方面是优秀的。在繁昌的国内商业、富裕的生活必需品、和平的社会环境等方面，都是令西方人羡慕的。江户时代是日本历史上最美好的时代，而这种理想国的形成要归功于锁国。”[1]（p.466）
    志筑忠雄翻译的《锁国论》在当时没用正式出版，虽有抄本流传（注：据笔者所知有：松平定信批注本（松平氏家藏）、色河三中旧藏本（静嘉堂文库藏）、盐田氏旧藏本（静嘉堂文库藏）、芳野金陵氏批注本（芳野氏家藏）等。），但“锁国”这个概念尚未得到日本社会的认可。直到19世纪30年代以后，在兰学家和部分知识层中，才开始使用“锁国”这个概念。兰学家高野长英就曾经提到，“自当御代（江户时代）之始，于蛮国交易，仅限于阿兰陀（荷兰），乃锁国之政道”[2]（《戊戌梦物语》）。随着时代的发展，直到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伯理率舰队来叩关，“开国”遂成为日本有志之士关注的重要政治课题。而作为与“开国”相对的“锁国”一词便成为批判江户幕府传统对外方针时被广泛使用的概念，而且明确地把幕府的对外体制称为“锁国体制”。这一时期“锁国”的内涵已经不再是《锁国论》所描绘的田园式的“理想国”，而是被涂上了贬义的灰色。明治维新以后，尤其是文明开化时代，“锁国”更被赋予了抵制西方文化的含义。明治维新后，日本在对外扩张中面临着西方列强强大的竞争对手，又有人把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归咎于江户时代的“锁国体制”。德富苏峰站在日本国家主义的立场上认为：“宽永锁国”乃“千秋之遗憾”，“日本从锁国之梦中醒来，欲实践开国进取之国策而睁眼看世界之际，所有的空地都竖起了约定的标牌，以至于再无插足之余地。此时慷慨长叹，为时晚矣。”[3]（pp.5～6）在德富苏峰看来，由于日本长期“锁国”，帝国主义各国业已在全世界划定了势力范围，日本已经无利可图了。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和辻哲郎于1950年发表《锁国--日本的悲剧》一书，对“锁国”作了严厉的批判，认为“锁国”延缓了日本近代化的进程，成为日本历史停滞的原因。和辻哲郎提出：“近世初期新科学发展（指哥白尼以来欧洲的科学革命，笔者注）以来，欧美人花费三百年的岁月，使科学的精神浸透到生活的各个角落。而日本民族在这发展的期间，锁住国门，其后的250年间，通过国家权力遮断了上述近世精神的影响。”[4]（p.14）从而使“缺少科学精神、蔑视合理的思维、偏狭狂信的人们将日本民族导入了现在的悲剧（指战败初期的日本--笔者注）”[4]（p.13）。
    这种“锁国否定论”在战败初期的日本民族心理当中，几乎成为一种定论，并被编入教科书，以至于散布到日本社会，成为一般人的普遍认识。由此，诸如“锁国体制”、“锁国状态”、“锁国时代”、“锁国根性”、“锁国文化”等概念便成为人们谈及江户时代时经常使用的习惯用语。
    当然也有“锁国肯定论”的观点存在，尤其是随着战后日本经济的高度发展，日本人逐渐舍弃了上述以欧洲人为榜样的自卑心理，出现文化寻根的意识，日本史学界也开始对“锁国”给予重新评价。认为“锁国”政策维护了日本的统一和安定，割断了日本与外国的联系，对于武器装备落后的日本来说，避免了沦为殖民地的危险，因此为日本发展本土文化，创造日本式的近代化道路打下了基础，从而将江户时代的“锁国”视为战后“日本奇迹”的原点。
    综观上述关于“锁国”得失的议论，无论是肯定论者还是否定论者，都是在承认“江户锁国”的基础之上展开的，而没有对“锁国”一词的提法是否妥当这个最根本性的问题提出疑问。近年来终于有日本学者提出：“‘锁国’一词给了我们太多的误解。一提到‘锁国’就被理解为日本远离地球的世界，完全处于闭锁的孤立状态。然而这完全是误解。”[5]（p.41）这种观察问题的角度才真正切入了问题的要害。在这一派学者中，荒野泰典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在《近世日本与东亚》一书中对将（日本）近世外交关系称作“锁国”的提法“持批判态度”。荒野提出了两点理由：第一，“锁国”一词在明治维新以后才开始流行，并在脱亚入欧的社会风潮中，被赋予了一种国家闭锁的印象，从而脱离了历史事实。将这种意义上的“锁国”一词当作分析工具的历史概念是不合适的。第二，“锁国”没有正确地反映近世对外关系的实态：首先，“锁国”一词被看作是自给自足社会的同义语，而近世并非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其次，近世国家充分地保持着与周边诸国和各民族的关系，而“锁国”的提法完全无视这种对外关系。有鉴于此，荒野泰典认为，应该参照中国明清时代的对外关系体制，以“海禁”和“华夷秩序”（日本型华夷秩序）概念来替代传统的“锁国”概念。而“海禁”相当于现代的出入国管理体制，与“锁国”的目的完全不同。（注：参阅荒野泰典：《近世日本与东亚》序，东京大学出版会1999年。该书第一部之第一、二章有详细论述。）
    荒野泰典的论述虽然尚不全面，但对“锁国”概念的质疑，无疑是为“锁国论争”开辟了一条新路。然而，由于“锁国论”在日本学界以及整个社会的影响已经根深蒂固，因而对“锁国”的质疑至今尚未能扭转人们心目中“江户锁国”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