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国”的背景
    要了解“锁国”的成因，需扼要回顾一下16世纪中叶以来，天主教在日本的传播和传教士与日本统治者的关系。自1549年以葡萄牙政府为后援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到日本后，日本人对天主教趋之若鹜，一般估算，信徒最多时达75万人[6]（p.149）。当时日本的统治阶级对天主教的态度始终是矛盾的，他们一方面对天主教在日本的急速传播抱有很深的疑虑，另一方面，又渴望得到与葡萄牙人通商的贸易利益。传教士们也看穿了他们的这种意向，采取了“商教一体”策略，即以贸易为诱饵来促进传教活动。这种“商贸一体”体制始终困扰着日本的统治阶级。在日耶稣会经过几十年的经营，至1583年已拥有教堂近200所[7]（p.285）。而且天主教会以天主信仰为纽带，使信徒们结成“组”或“讲”（注：组：为在日常生活中相互扶助而于一定的范围内结成的社会单位。起初以血缘家族为中心，后逐渐发展为以地缘为中心，在城市也有以行业为纽带而形成的“组”。讲：起源于佛教寺院学僧们讲读经文，由尊崇共同佛教法义者集结在一起而形成的组织。在农村，以地方传统民俗信仰为轴组成“讲”，在经济上于钱财、劳动方面相互协作。此外，还有以共同职业、共同爱好而形成的“讲”。）。这两种组织虽不尽相同，但都颇具凝聚力。耶稣会还占有大名们奉献的领地，尤其是大村氏奉献给教会的长崎，开港之初人口不过二三百户，之后每年有数千人入教，“到1575年教徒达到18000～20000人，并有50余名佛教僧侣入教”[8]（pp.43～44）。长崎不但是天主教传教的据点，同时还吸引聚集了日本各地的商人，逐渐发展成为与外贸相联系的商业城市。教会还得到了长崎的行政、司法权和收取来港船只停泊费的权益，而且与许多大名往来密切。长崎的“外国领主”俨然形成一股独立于丰臣秀吉统治体制之外的不可忽视的社会势力。由此促发了丰臣秀吉1587年的禁教令。但是由于对葡萄牙人的贸易需求，实际上禁教令没有认真执行，即使在1596年发生的“圣·菲利浦号事件”（注：圣·菲利浦号系西班牙商船，因遇风浪漂流到日本。据耶稣会士克拉西《日本西教史》记载，当时船长在与丰臣秀吉部下增田长盛交谈时，于地图上指示出西班牙拥有的广大领土。当问及如何得到这些领土时，船长失言，答曰：先派传教士使其国民成为天主教徒，然后派遣军队与信徒里应外合，征服该国。参阅沼田次郎编：《日本与西洋》，平凡社1917年，第84-85页。）引发的“二十六圣人殉教事件”（注：1596年丰臣秀吉下令逮捕26名外国传教士和日本信徒，并施酷刑强迫其弃教，26人中竟无一弃教者，最终全员被处以磔刑。这次殉教曾在世界上引起了极大的振动，并出现了诸多有关这次殉教的书籍。）时，仍然没有放弃与葡萄牙人的贸易关系。
    德川家康取代丰臣秀吉的统治地位后，为得到贸易利益曾一度放松了对天主教的限制。然而好景不长，1612年德川幕府首次发出了严厉的禁教令，下令驱逐所有在日传教士、关闭各地教堂。这同样与当时的内外形势密切相关。首先是在1609年德川幕府与荷兰建立了通交关系，并在平户设立了荷兰商馆。荷兰人的目的在于通商，与宗教传播毫无瓜葛，幕府终于觅到了理想的贸易伙伴。德川家康随即将随身翻译、耶稣会士罗德里格斯驱逐出境，而重用英籍荷兰船长阿达姆斯（日本名三浦按针），从而坚定了剪除天主教的决心。其次，在此期间德川幕府先后颁布了武家诸法度、禁中公家诸法度、寺院诸法度等，这是推进政治、思想统治的德川“祖法”的确立时期。而这时在日天主教会已经发展到75万人，天主教大名有61人[9]（p.122），而且渗透到德川家康的近侧。天主教是独尊天主的一神教，严格要求信徒绝对信奉天主，而不得崇拜其它偶像。以至于有信奉天主教的武士提出：“若不严守对最高主君基督的忠诚，何谈对世间主君的忠诚呢？”[10]（p.581）尤其使统治者不能容忍的是天主教宣传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这对等级社会来说，无疑是致使打击。这样天主教再次成为幕府的打击对象。不过，这时仍然没有禁止葡萄牙商船来日本。
    最终促使幕府彻底驱逐葡萄牙人的直接原因是1639年爆发的岛原天草天主教大起义。起义军公开对抗禁教令，悬挂天主圣象和绘有十字架的战旗，宣布“世界末日”已经到来，救世主将立即出现来惩罚恶人。起义军迅即发展到37000人，演成日本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天主教大起义。起义军以宗教的形式曲折地表现了阶级对立的实质，并表明了要超越传教士们以殉教来非暴力地表明自己虔信天主的限界，而公开采用武力对抗的形式。这种宗教的世俗性升华深深刺激了幕府，幕府终于采取了根绝天主教的非常措施，于1639明确规定：“禁止葡萄牙船来航，违者，破其船、斩其员。”[11]（p.379）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切断了日本与海外的联系。
    “锁国”的实态
    1、“锁国”目标幕府于宽永十年（1633）、十一、十二、十三、十六年发布了五次涉外禁令（注：笔者没有使用“锁国令”，因为人们经常说的“锁国令”一词，实际上作为幕府政令的名称，根本就不曾存在过。）。其主要内容有三点，即（1）禁止日本人出入国门、（2）取缔天主教、（3）禁止葡萄牙人来日本[11]（pp.375～379）。禁令的最终目标是取缔天主教（这可以与上述禁教历程相印证），（1）、（3）两项是严厉禁教政策的补充。关于（1）据《平户荷兰商馆日记-1635年9月8日》所载，即发生了两起回国日本人匿藏十字架的事件，而（1）的禁令正是要彻底切断日本人与天主教的联系。至于拒绝葡萄牙船只进入日本，同样是彻底铲除天主教的重要措施。当时葡萄牙从罗马教廷那里得到了天主教在日本传教的护教权，其中包括传教区的设置，向教皇指名推荐教区主教等权力，同时也承担着对传教区传教士给予经济援助、全力支援传教活动等项义务。1581年以后这种支持被制度化，葡萄牙国王每年向在日传教机构支付2000杜卡特（dudat，当时在欧洲许多国家发行的金币）的传教经费。以1579年为例，在日天主教会的开支约为6000杜卡特[9]（p.77），即在日传教士经费支出的1/3是由葡萄牙提供的。此外传教士大都是由葡萄牙船送往日本的，传教士的信件也由葡萄牙商船传递。可以说，如果没有葡萄牙人的支持，传教士是不可能取得前述传教成果的。另一方面，为回报葡萄牙人的援助，传教士们充当了日葡贸易忠实的中介人，前述的“商教一体”体制即由此而生。可见，葡萄牙人与在日传教士是拉不开扯不断的关系。因此，对幕府来说，要彻底剪灭天主教，势必要驱除与传教士“狼狈为奸”的葡萄牙人。
    至于德川幕府“割断了除荷兰、中国、朝鲜之外的与外部世界的所有交往”的表述，也是极为不准确的。日本仅与上述三国通交只是当时日本与外部世界交往的实际状况，而非幕府的规定。事实上“锁国”之初，除葡萄牙之外，并没有任何证据说明幕府拒绝与海外世界的交往。历史事实是，当时英国由于其东印度公司成立不久，经营不利，又缺乏在远东的贸易基地，无力与荷兰人竞争，因而于1623年自动关闭在平户的商馆，撤离日本。换言之，在西方国家中除荷兰之外，并没有哪一个国家前来要求与日本通交。而幕府不但不拒绝对外通商，而且还要将通商利益纳入幕府的“国库”。作为具体的实施手段，幕府于1635年把对荷兰和中国的贸易限制在长崎一港，彻底垄断了对外贸易。但是，这种对外贸易统制并不等于缩小海外贸易，而是将以前大名的“私”贸易改为由幕府统制的“公”贸易，由受命幕府的特权商人制定收购价格。正是这种国家垄断贸易防止了日本商人之间的自相残杀式的竞争，使日本在对外贸易中占居了有利的主动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