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禁书实情德川幕府的禁书政策也经常被列为“锁国体制”下抵制西洋文化的重要内容，其实这也是一种误解。实际上宽永七年（1630年）禁书政策的对象只是明末李之藻汇编的天主教丛书《天学初函》和其它与天主教有关的汉译西书，总计32种。其后贞享二年（1685年）因中国商船将在华耶稣会士傅凡际所著《寰有诠》携入日本，禁书书目有所增加，至正德二年（1712年）又有16种书籍因出现利玛窦、天主堂等字样而遭禁。宽永、贞享至正德的禁书书目即是江户幕府对外禁书政策的全部内容。通观禁书书目48种（见表2），实际上只是针对与天主教有关的极小范围内的书籍。至于表2所列器篇书目，是因为它们被收入作为天主教丛书的《天学初函》。实际上上述器篇书籍还分别被收入当时中国的各种丛书，而这些丛书是不在禁书之列的。因而在1720年德川吉宗禁书缓和政策之前，器篇书籍已经随各种丛书流入日本。例如《浑盖通宪图说》、《简平仪记》、《圆容较义》等书，随《守山阁丛书》流入；《几何原本》、《测量法义》、《同文算指》、《勾股义》等，随《海山仙馆丛书》流入；《天问略》随《艺海珠尘》流入[14]（p.238）。此外，也有如《职方外纪》、《几何原本》被准许输入的事例。由此也可窥见，禁书的目标仅在于与天主教直接有关的书籍，事实上，输入日本的汉译西书，通过检查只要被认可没有与天主教有关的内容，即可自由买卖[13]（pp.8～9）。而且1720年通过德川吉宗的禁书缓和政策，解禁书目共有19种，包括贞享禁令以前所列12种和贞享禁令以后的7种。其中有《天学初函》器篇中的《圆容较义》、《浑盖通宪图说》、《测量法义》、《测量异同》、《简平仪记》、《勾股义》、《几何原本》、《同文算指》、《泰西水法》和理篇中的《职方外纪》（讲述世界地理）、《交友论》[14]（p.209）。与表2相对照，可以看出，除《表度说》、《天问略》之外，《天学初函》器篇全部正式解禁。此后包括《天学初函》在内的汉译西书，尤其是有关科学技术的书籍不断流入日本。据海老泽有道编制的《天主教关系汉籍江户时代流布本所在目录》统计，整个江户时代有170余种汉译西书流入日本，其中不少科学类书籍是在1720年以前输入日本的[15]（pp.310～317）。不惟如此，在宽永禁书令至1720年之间，公开出版的介绍海外地志书籍、地图近38种，书籍如西川如见著《华夷通商考》（1695年）、《增补华夷通商考》（1708年），新井白石著《采览异言》（1713年）、《西洋纪闻》（1715年），地图如《万国总图》（1645年）、《万国总界图》（1708年）、《世界万国地球图》（1708年）等，都是在这期间出版的[16]（pp.461～463）。而这些书籍、地图的主要基础资料多来自在华耶稣会士所著之汉译西书和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等。此外就在严厉禁教时期的1650年公开出版了归化日本的原耶稣会士泽野忠庵（Christovao Ferreira）翻译的西方天文学著作《乾坤辩说》，1696年泽野忠庵的《南蛮流外科秘传书》也被改名为《阿兰陀外科指南》而公开出版（注：“南蛮”一词当时专指葡萄牙和天主教，“阿兰陀”即荷兰。）。
    由上述可以得知，禁书的范围是极其有限的，其目的并不是要禁止所有外来文化的流入，而是旨在阻断天主教思想流入。简而言之，禁书的目的同样在于禁教。
    3、兰学--“锁国”的反证兰学是日本江户时代中期在日本知识阶层中以荷兰语为媒介，研究、摄取西方近代学术的学问。它以研究西方近代科学为开端，逐渐扩展到研究西方社会思想等领域，成为江户时代日本人了解外部世界的中介。对此，在一般日本通史中均有叙述。然而，在这些通史中却无视作为“锁国”反证的兰学的存在，仍将近世日本称为“锁国时代”。迄今为止，对于这种显而易见的矛盾并没有引起日本史学界的重视。
    纵观江户时代，幕府始终没有忘记了解海外各国尤其是欧洲的动态，作为获取这些信息的载体，是幕府要求荷兰商馆每年提供一次的《荷兰风说书》。在禁教之初，为配合禁教政策，幕府要求凡新任荷兰商馆长和来长崎的荷兰商船，必须以书面形式向幕府提供有关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情况，并形成惯例。后来，随着国际形势发生变化，《风说书》的记述范围逐渐扩充，大致由欧洲、印度和中国三个部分组成。其内容包括荷兰东印度总督的交替情况、来日本的荷兰船只在途中是否遇到过其它国家的船只、荷兰本国及其欧洲各国的动态、这三个地区的重大新闻、关于日本漂流民的情况等等。另有《别段风说书》，专门较详细地介绍国际重大事件。“风说书”制度自1641年开始，一直延续到1859年。除因拿破仑战争等特殊事件的影响致使荷兰商船没能来日本之外，现存有184个年份的《荷兰风说书》（注：现有日兰学会、法政兰学研究会编：《荷兰风说书集成》上下卷，吉川弘文馆1977年出版。）。诸如1649年英国国会处死斯图亚特王朝詹姆士一世、1654年英荷媾和条约、1665年第2次英荷战争、1703年英荷联合舰队与法西联合舰队的对抗、1787年的俄土战争、1789年法国大革命、1812年拿破仑远征俄国、1814年维也纳会议、1839～1842年鸦片战争等主要重大历史事件，在《荷兰风说书》中都有记录。尤其是进入18世纪以后直到幕末，《荷兰风说书》及时地反映了欧洲各国在日本周围活动的情况。
    《荷兰风说书》是江户幕府关注海外、了解世界的重要途径。如新井白石著《西洋纪闻》中，较详细地记述了1701～1714年发生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情况，其素材即取自《荷兰风说书》。不惟上述，《荷兰风说书》还通过各种渠道流入民间，为兰学家们提供了大量的海外情报，促进了兰学的发展。其中以兰学家渡边山所藏的分量最大，包括1666～1826年间的《荷兰风说书》的全部内容。
    更值得注意的是，荷兰商馆不仅提供了《荷兰风说书》，而且通过荷兰商馆这个窗口，幕府和民间兰学家购入了大量荷兰语书籍。其学科种类涉及天文、地理、医学、物理、化学、植物学等自然科学和一些人文科学领域。此外，兰学家们还可以利用荷兰商馆人员到江户参见将军的机会，直接就有关西方科学、西方事物询问荷兰人。上述种种渠道为兰学的兴盛奠定了稳固的信息资料基础。
    荷兰人带给日本人的是西方科学革命以后的近代科学，即伽利略、牛顿的科学体系。在江户时代西方近代科学中的主干学科，象天文、医学、物理、化学、植物学以及世界地理学的主要成果基本上都传入日本。有日本学者在论及兰学以前的日本科学时认为：“近世以前，在日本文化中科学思想是极其稀薄而贫困的”[17]（序言），“日本古来几乎没有称得上科学的东西，是兰学使日本人开始接触科学”[18]（p.161）。兰学研究不仅使日本人及时地吸收了西方科学革命的新成果，而且接触到西方近代理性的人文思想，同时了解了世界发展大势。在当时的兰学家中出现了诸多思想家，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有：通过融汇西方科学升华为具有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和唯物主义思想的学者山片蟠桃（1746～1821）；从潜心研究西方天文地理学起步发展到批判江户时代严格的等级制度，提出社会平等思想的司马江汉（1738～1818）；接受西方重商主义思想，进而主张日本全方位开展对外贸易的经世家本多利明（1744～1821）；依照西方社会原理变革日本社会，进而主动迎接西方挑战的社会思想家渡边山（1793～1841）等[19]（pp.462～4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