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幕末维新时期，兰学为变革中的日本社会输送了大批各方面的人材。仅以伊东玄朴（1800～1871）和绪方洪庵（1810～1863）分别开设的象先堂和适适斋为例，据各自塾生名簿所记，前者有塾生403名，后者则为636名，而且这些塾生遍布现今日本47个行政区划中的46个都、道、府、县[20]（注：原始名簿象先堂塾生为406人，适塾为637人，其中分别重复记载3人和1人。）。两大学塾培养出诸多掌握西方近代科学和启蒙思想的社会实践家。其中象先堂出身的有日本法学创始人津田真道、明治政府外务卿寺岛宗则、日本海军创始人之一的肥田滨五郎等。适适斋则造就了日本陆军创始人大村益次郎、陆军近代化指导者大鸟圭介、日本启蒙之父福泽谕吉等。据日本学者不完全统计，到明治维新前，有34所兰学塾培养了9000余名塾生[21]（pp.70～71）。如果再加上诸藩校所设的洋学科及幕府洋学机构培养出来的学生，接受洋学教育的人数绝不会少于10000人。在幕末维新时期，众多的兰学人材担当了社会变革期的中坚力量。再从兰学成果看，仅自延享。（1744～1747）年间至1852年译述兰书即达480部，参加翻译的人数115人[22]（pp.446～481）（注：该目录编辑者在例言中称：“此编专为辑录西洋医书之译述，然于天文、地理、历算、舍密（化学）、本草之著书亦并载之。”可见，该目录是以搜集医学译述书籍为主，而对其它部类虽有兼顾，但所列不多。诸如当时著名兰学家山片蟠桃、本多利明、渡边山等人的译述书籍皆未收录。再如，虽然收录了著名兰学家司马江汉的著书，但如《和兰通舶》、《天地理谭》等著书皆未收录，而兰学泰斗大槻玄泽译述书籍达百余种，该目录仅收录25种。因之，该目录远远不能反映江户兰学成果之概貌。今录于此，仅聊为参考。该书目所列译述者为117项，其中彰考馆不是个人署名，楢林宗建楢和林至心院两项实为同一人，因而个人译述者为115人。该目录所列书目共488项，其中有8项重复，实际译述书籍为480种。）。另据统计，1645～1873年日本人关于世界地理（包括地图）和历史的译著总计为450种。而其中至1853年开国为止达338种[16]（pp.463～476）。上述数字在当时欧美以外的国家中是足以令人惊异的。兰学的发展已经铸就了一个以兰学为专门职业的庞大的社会集团。明治维新初期大规模吸收西方文化的运动绝非日本民族一时的心血来潮，明治政府“求知识于世界”的口号正是“锁国”期间兰学百余年积累、发展的自然结果。
    简短的结论
    通过上述对“锁国时代”诸问题的辨析，笔者以为，江户幕府“锁国”的目的在于驱逐天主教，以消除对幕府体制的威胁，而不是要割断与所有西方人的一切往来。“锁国”是幕府与西方国家交往的一种策略。一方面，铲除了来自天主教的威胁，垄断了对外贸易，割断了大名通过对外贸易而增加经济实力的途径。另一方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取西方的文化和信息。可以说幕府完全达到了预期目的。统观同时代非西方国家的历史，不难发现，如日本江户时代这样制度化、规模化、且主动注视西方发展进程并有选择地吸收西方文化的例子，可谓绝无仅有。因此，驱除葡萄牙人与其说是“锁国”，不如说是对外来文化的一种选择，而且从了解世界发展趋势的角度看，是一次历史的进步。很明显禁教并不等于锁国，之所以后世学者有“锁国是非”的议论，是因为自肯贝尔开始就已经偏离了历史的真实。通观整个世界历史，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而采取自我保护政策的事例俯拾皆是，尤其是宗教对立和国家之间的断交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将此视为“锁国体制”，是不准确、不适当的。换言之，“江户锁国论”在内涵和外延上均不符合历史事实。有鉴于此，笔者以为用“禁教体制”替代“江户锁国论”，才能客观地还原历史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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