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犹太教律法的误读
    律法对犹太人的重要性是非犹太人难以体会的。律法是犹太民族与上帝立约的产物和象征。巴比伦之囚以后，犹太人丧失政治独立，新巴比伦王国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还下令夷平了作为犹太民族认同外在标志的圣殿。这种痛苦的历史经验使开始向各地流散的犹太人再次领悟到：罪恶和苦难是上帝对以色列人背弃律法的应有惩罚。为了表达他们对这点的深切感悟，流放归来的尼希米和以斯拉在律法的基础上重组了犹太社会，完成了以色列从国家向律法社区的转变。注重律法便成为日后犹太教的显著特色。从此，“犹太人的突出标志既不是政治国籍，又不主要是民族背景，甚至也不是定期参加圣殿崇拜，而是他对摩西律法的遵循”（注：约翰·布莱特：《以色列史》，第392页。）。相应地， 安息日、饮食法、割礼等一些犹太律法中能最有效地保持犹太民族身份的习俗得以空前强化。无疑，遵从它们有助于巩固犹太人的宗教信仰、密切他们的相互联系，从而增进内聚力。但同时，这些习俗在帝国早期遭到异教徒最集中的误会和嘲笑，他们认为犹太人因此被孤立起来了，不能与更广阔的世界进行充分的交流。
    安息日在律法中占据特殊地位，它是摩西十诫中提及的唯一节日。《出埃及记》中把它解说为对上帝创世后休息的纪念，《申命记》则将之释义为“出埃及”的象征（注：《旧约·出埃及记》20：8-11； 《旧约·申命记》5：15。）。因此， 犹太传统中的安息日是和创世与救赎两大主题相连的神圣节日。犹太人应在这天从庸庸碌碌的日常琐事中解脱出来，体验精神的圣洁悦乐。能否严格遵守安息日是犹太人能否信守与上帝之约的试金石。然而，在希腊罗马世界，人们尽管一年中享有不少节假日（注：例如克劳狄在位时，一年365天中有159个节日，其中93个由国家提供经费游乐。参见H.H.斯库拉德：《从格拉古兄弟到尼禄》（H.H.Sucullard,From the Gracchi to Nero），伦敦1979年版，第352页。），却没有每隔7天就休息一天的习惯。所以他们中的一些人把安息日看作犹太人懒散惰怠的产物。塞涅卡认为每周无所事事地度过一天会白白浪费生命中1／7的时间；尤维那尔觉得每隔7 天就沉溺于懒惰之中而不与生活进行任何接触，该受指责（注：莫莉·韦塔克：《犹太人和基督徒：希腊罗马观点》，第67页。）；塔西佗则说犹太人因安息日爱上了懒散的生活（注：塔西佗：《历史》5：4。）。不过最让他们感到不可思议的事是：犹太人即便在面临战争威胁这样的紧急事务时，也不愿违反安息日不能劳作的戒条，为此惨遭损失亦不后悔。安条柯四世在马加比起义期间曾利用安息日攻克城池，大肆屠杀犹太人。为减少无谓牺牲，起义领袖玛他提亚决定，犹太人以后出于自卫在安息日可以作战（注：《圣经后典·马加比传上》2：32-41。）。 但这一决策显然没有被广泛接受。庞培和提图斯日后分别在公元前63年和公元70年一再利用安息日攻陷耶路撒冷。犹太人对安息日怀有的虔敬之情在非犹太人看来只能用迷信方可解释。普鲁塔克写道：敌军把云梯架到城墙上时，犹太人仍然坐着祈祷，“仿佛被迷信绑在一张大网之中”（注：莫莉·韦塔克：《犹太人和基督徒：希腊罗马观点》，第69页。）。此外，对安息日的误解还集中体现在人们普遍视之为斋戒日。奥古斯都曾对其养子说：“甚至连一个犹太人在安息日也不会像我今天节食得如此认真。”（注：苏维托尼乌斯：《神圣的奥古斯都传》，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LXXⅥ，2。）和他同时代的斯特拉波、佩特罗尼乌斯、特罗古斯（Trogus）等人都持同样的观点也充分证实了这点（注：莫莉·韦塔克：《犹太人和基督徒：希腊罗马观点》，第68、70页。）。事实上，据犹太传统，人们在安息日不仅不节食，反而要做某些美食。总之，从古典作家反映的情况看，普遍存在着一种否定安息日的价值观。人们尤其不能理解在这天不能劳作这点，认为它体现了犹太人的懒惰和迷信。而将安息日当作斋戒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罗马人感觉犹太节日的基调是阴暗忧郁的，这较之他们欢乐的节假日观相距甚远。
    犹太人对上帝的忠诚还体现在餐桌上。由于上帝是圣洁的，他的选民理应也是圣洁的。因此，犹太人制订了严格繁复的饮食法。和毕达哥拉斯学派种种古怪的饮食禁忌一样，这些饮食法激发了异族人的好奇心。其中，禁食猪肉尤其广为人知。《圣经》里，猪因为是分蹄却不倒嚼的动物而被视为“不洁净”（注：《旧约·申命记》14：8。）。 该解释即使以今天的眼光看，都像谜一般难解，更何况罗马人不仅视猪肉为美味（这点可从拉丁文中对猪的不同称谓远超其它动物来证实），而且还习惯把猪作为牺牲奉献给诸神。所以，卡里古拉在接见犹太代表团时会好奇地问：“你们为何拒食猪肉？”（注：斐洛：《晋见盖尤斯》，第361页。）人们对此猜测纷纷。 塔西佗说犹太人从猪身上传染上疥癣病，因而不吃猪肉（注：塔西佗：《历史》5：4。）；佩特罗尼乌斯设想原因在于犹太人崇拜猪；普鲁塔克的朋友争辩犹太人因为赞赏或憎恨猪才不吃它的（注：约翰·伽格：《反犹主义的起源》（John G.Gager,The Origins of Anti-Semitism），纽约1985年版，第57页。）。从这些猜测中不难看出，非犹太人对犹太人的信仰和习俗抱有怎样的误解，甚至敌意。而犹太人在生活中实践饮食法时表现出的一种双重道德标准不仅不利于消除误解，反而有助于加深敌意。犹太饮食法指示：任何自然死亡的动物都是不洁净的，都不可吃。但可以给居住在同一城市里的外族人吃，或者卖给他们吃（注：《旧约·申命记》14：21。）。这种对同胞不可为之的事，对异族人则可为之的双重道德标准难怪会让塔西佗感到：“犹太人相互间是极端忠诚的，他们在自己人中间总是准备向别人表示同情，但是对每一个别的民族，他们却只有憎恨和敌视了。”（注：塔西佗：《历史》5：5。）总之，犹太民族的饮食法在很大程度上使犹太人无法与非犹太人同桌共餐，而这在古代世界往往是公民与周围世界任何一种融合或同化的不可或缺的基础。
    犹太人的圣殿税也是引发双方敌意的根源之一。无论身在何处，每个犹太教徒每年都有义务向耶路撒冷的圣殿交纳定额的税金。大量钱财源源不断地流入耶路撒冷自然会引起犹太人所在行省当局的嫉恨与反对，因为在当地人看来这些钱财理应用于增进本地的福祉。为阻止财富流失，北非昔兰尼和小亚细亚一些城市的官员竭力阻挠该习俗的执行，并将圣殿税充公。奥古斯都为此不得不重申犹太人宗教自由的特权。此后又三令五申地通知各地官员不要妨碍犹太人向圣殿纳税（注：大卫·布朗德：《从奥古斯都到尼禄》（David C.Braund,Augustus to Nero: ASourcebook on Roman History 31BC-AD68），伦敦和悉尼1985年版，第175、176、178、185页。）。罗马民众对圣殿财富的积怨在第一次犹太战争中得到彻底发泄。攻克耶路撒冷的罗马士兵没有把圣殿中堆满宝物的财库洗劫一空，而是选择将其付之一炬（注：约瑟夫斯：《犹太战记》（Josephus,The Jewish War），洛布古典丛书，6.5.2。）。此后，圣殿完全遭毁，但这并不意味着犹太人可以停止交纳圣殿税。在罗马当局的要求下，要想继续奉行自己的信仰和习俗，犹太人必须向罗马卡庇托林朱庇特神庙每年交纳和以前同等数额的税。此举虽说没有增加他们的财政负担，但让他们出钱供奉他们一向痛恨的异教神祗，不啻为对犹太教的一大侮辱。
    作为犹太人最本质的身份标志，割礼是把他们与其他民族隔绝开来的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圣约认为，自亚伯拉罕以来，割礼便成了上帝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肉身证据，不受割礼的男子须被剪除在犹太民族之外（注：《旧约·创世记》17：9-14。）。因此， 接受割礼是皈依犹太教的决定性一步。贺拉斯如同使用习惯用语一般使用“受过割礼的犹太人”；讽刺诗人佩西乌斯（Persius）提及安息日时， 没有用“犹太人的安息日”，而是用“受割礼之人的安息日”；佩特罗尼乌斯的小说《萨蒂利孔》中的两个冒险家在讨论如何化装自己来避开仇家时，其中一人建议“给我们施以割礼，这样，我们看上去就像犹太人了”；马提亚尔（Martial ）的诗中曾提到一个举止放浪的罗马女人甚至不拒绝“淫荡的受过割礼的犹太人”（注：约翰·伽格：《反犹主义的起源》，第56页。）。希腊罗马人主要通过竞技场这条途径知道犹太人奉行割礼。在公共场合赤裸全身是犹太人不可想象的， 但正如竞技场（gymnasium）一词的词根gymnos在希腊文中意为“赤裸”所暗示的那样，这是参加希腊体育竞赛的必要条件。那些希望融入周围世界而参加体育竞赛的犹太人因此成为笑柄，因为割礼在希腊罗马人眼中属于生理缺陷，和被阉割并无二致。为了避免嘲讽和指责，部分犹太人不惜动用外科手术来掩饰自己的割礼（注：《圣经后典·马加比传上》1：14-15。）。 保罗在公元1世纪传道时不要求对改宗基督教的人施以割礼， 认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注：《新约·罗马书》2：29。 ）。这些都有力反映了割礼在当时所遭遇的普遍歧视。到了2世纪初，哈德良皇帝立法严惩阉割行为，犹太人的割礼也包括在内。这被看作是造成巴尔·柯赫巴领导的第二次犹太战争的直接原因。据优士丁尼的《学说汇纂》（Digest），随后的安东尼·庇护皇帝放宽了针对犹太人的割礼政策，允许他们实行割礼，但禁止施加给外族人，否则仍以阉割罪论处（注：莫莉·韦塔克：《犹太人和基督徒：希腊罗马观点》，第84-85页。）。毫无疑问，该法令沉重打击了犹太人的传教活动，它使犹太教从此很难再突破民族宗教的樊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