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法表达了犹太人是上帝神圣选民的理想，体现了上帝对其选民所怀信仰的考验。为了实现这一理想、经受这一考验，犹太人必须遵守律法中规定的一切。这难免会带来将律法中的宏观要旨与繁文缛节等量齐观、混为一谈的危险，使律法在巩固信仰的同时，又把信仰僵化为对戒律的机械遵循。事实上，发展到公元1 世纪的犹太教并没能完全避免这种形式化的倾向，否则保罗就不会和犹太教分道扬镳了（注：参阅G.F.穆尔：《基督教简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8-29页。）。
    两种异质文明的遇合往往使一方注意到另一方与自己的不同之处，希腊罗马人关于犹太人及犹太教的言论便说明了这点。从这些言论反映的情况来看，尽管希伯来圣经的希腊文译本（七十士译本）早在公元前3世纪就已问世，但直到早期罗马帝国， 人们对犹太人独特信仰和生活方式的认识仍局限于一些无关痛痒的表面现象，停留在种种肤浅的评论和无根据的揣测之上。这些“希腊罗马中心论者”丝毫没有进一步了解犹太教的要求，他们尚未认识到信仰一个普世超验的上帝在整合庞大而异质的帝国方面所能产生的有利影响，也就谈不上从中汲取优秀的成果。更重要的是，随着接触和混居的日益扩大，双方通过比较又能深化彼此对各自的民族特征的认识，从而激发各自新的认同感。而犹太人，作为一个拥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但生活在异族文化环境中的民族，在面对周围强权的压力时，为保持自身的纯洁性和独立性，除了强化其信仰和律法来当作一条界限外，实无他法。这种现实的需要成了犹太教中排他主义倾向抬头的动力。它反过来又激发了希腊罗马人的反犹言论。因此，这两种异质文明之间似乎有一道无形的壁垒，双方被迫沿着两条平行的直线发展，它们之间的对话、沟通、和解不仅没有实现，双方的敌对情绪反而在对峙中日益加深。成书于2 世纪末的犹太口传律法集《密西拿》上有言：“诅咒那些传授希腊智慧给自己孩子的人。”（注：麦可·格兰特：《古以色列史》（Michael Grant,The History of
    Ancient Israel），纽约1984年版，第207页。）生活在二三世纪间的希腊学者菲洛斯特拉托斯（Philostatus ）则如此总结了非犹太世界对犹太人的看法：“长期以来，犹太人不仅发动多次起义反对罗马人，而且反对全人类。他们发明了一种反社会的生活方式，既不愿与其它民族分享餐桌上的快乐，又不愿参加奠酒、祈祷或献祭活动。他们与我们之间的距离比我们与苏撒、巴克特里亚或更远的印度间的距离还要巨大。”（注：莫利·韦塔克：《犹太人和基督徒：希腊罗马观点》，第115页。 苏撒和巴克特里亚都是波斯帝国的城市。）这就为日后欧洲大规模反犹思潮的形成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