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2页。 ）又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1页。）可见，世界史本身， 就是一个历史过程。
    同样地，人类对世界史的认识与研究，也是一个历史过程。在古代，生活、劳动、繁衍在世界各地的人民，彼此山海相隔，加之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局限，视野是十分狭窄的。例如，在希腊、罗马时代，地中海文明中心区的人们，就习惯地将埃及以南广大陌生地带的人类，统称为“埃塞俄比亚人”，意指“晒黑的面庞”。那时人们头脑中的世界，其实只是我们这座星球的很小一部分。从希罗多德、塔西陀、波利比奥斯到塔巴里、伊本·赫勒敦，所有那些史家笔下的世界，其实就是他们的生活于其中的古代地中海文明和中古穆斯林文明的中心地区，至多达到其边缘地区。此外，则是混沌一片。
    中国，作为古代东方、特别是东亚文明的中心，一向以自己的先进文明傲视众邻。在中国古代史家的心目中，一切中华帝国以外的民族和国家，都应如葵花向阳，众星捧月，围绕着中华帝国运转。因此，古代中国史家笔下的世界尽管比希腊、罗马乃至阿拉伯人的认知要广阔，但仍然颇有局限。而且，对于司马迁、班固等史家来说，外部世界也仅仅是作为中华帝国的附庸来加以观察的。
    因此，从科学的意义上可以说，无论中外，在整个古代时期，人类对当时的外部世界，仅有局部的观察与初步的认知而已，更遑论世界史的整体认识与研究。
    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世界史学科的建立创造了条件。“资本主义时代是从十六世纪才开始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第222页。此句在人民出版社1953年出版的《资本论》第1卷，第904 页的译文为：“资本主义时期是从十六世纪开始的”；人民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资本论》第1卷，第790页译文为：“资本主义时期只是从十六世纪开始”。）。在这个历史时代的发轫时期，新兴的西方资产阶级“到处落户，到处创业， 到处建立联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页。）。在建立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过程中， 人类开始真正认识了整个世界，认识了这个世界上的各个地区、国家和民族，从而使世界史作为一门学科与科学，成为可能。数百年来，欧美各国的史学家们，在研究本国历史的同时，也将目光转向国外。他们在考察、研究各地区史、国别史的同时，还开始致力于整个世界历史进程的考察与研究，并在长期的研究中，积累了一整套世界史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留下了浩如烟海的经过鉴别与整理的历史资料与研究著述。其中，19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半个世纪以来，成就尤为显著。当然，如同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的一切成就，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成就一样，近代以来世界史领域中的一切成就，都有着它们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来自时代、阶级与各种社会条件的制约，也来自人们自身认识条件的制约。然而，作为人类历史发展链条上最新一环，我们站在今天的高度，在充分注意与认识到这种局限的同时，也应对上述成就，表示一种后辈的尊敬。人类的科学活动，始终是在探索中前进的。我们的后来者，将来在观察我们的时候，也会对我们这几代人在科学上付出的代价，寄予一种传承者和超越者的理解和敬意吧！
    16世纪以后，西方文明开始逐渐规模性地传播到东方。遗憾的是，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在中华大地反响甚微。不过，它们在日本的命运却迥然有异。日本的“兰学”即西学，早在17、18世纪就开始渗入大和民族的土壤。久而久之，竟转化为19世纪下半叶那场大变革的某种准备条件。明治维新，一飞冲天。日本在脱亚入欧的轨道上迅跑之时，一切近代科学，包括历史学、世界史学在内，均从西方全面引进。而中华帝国，仍抱残守阙，因循于古代传统的轨道。近代史学之发轫，既晚于东邻，世界史学则更加滞后。从林则徐“开眼看世界”，到康、梁变法图强，19世纪的先进中国人一直挣扎、苦斗在西方殖民主义大潮带来的中华民族存亡危险之中。待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能致力于引进西方史学，特别是世界史史学的时候，世界已经进入了20世纪。因此可以说，中国的史学有着引以骄傲的悠久传统与成就，一脉相承，独步世界；而中国的世界史学，则是20世纪才开始创立和发展起来的一门年轻的学科。
    中国的世界史学，百年来如黄河九曲，由涓涓细水，终于发展成为一条奔腾的河流。正与人文与社会科学各学科一道，并驾齐驱，积极推动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大业，推动着人类文明与进步的事业。从学科的流向看，20世纪中国世界史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1900-1949年，中国世界史学的准备与发轫时期；1949-1978年，中国世界史学的建立与坎坷时期；1978-1999年，中国史学走向正常发展与初步繁荣时期。应该注意的是，历史是不能割裂的，历史研究亦是如此。20世纪初中国世界史学的发轫，不能与19世纪晚期断然割裂。自魏源以降，王韬、黄遵宪，乃至康有为、梁启超，他们的《海国图志》、《法国志略》、《日本国志》以及《俄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不正是中国世界史发轫的清清源头么？！同样地，1978年以来的第三时期，其下限也并未因世纪之跨而中断。可以说，我们国家的世界史学，今天仍在为中华民族世界史研究繁荣与辉煌时期的到来，在各方面积蓄力量。
    从20世纪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的世界史学，从总体上讲始终处于准备与发轫状态，这个基本状态，是由当时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那是一个革命和战争的年代。在短短的半个世纪中，中国爆发了推翻两千年帝制的辛亥革命，爆发了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一次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经过了晚清末年，北洋军阀、国民党统治的动荡岁月。在那样的环境下，我们的前辈学者们所能进行的世界史方面的工作，是极为有限的。因此，抓住一些可能转瞬即逝的短暂时机，努力翻译和介绍一些西方世界史学方面的著作，编写一些世界史方面的教材与入门，间或贡献一些有着中国学者独特见解的著述，大约就是当时条件所能允许的最大空间了。当时中国人学研世界史的目光，大抵还集中在西洋史，即西欧、北美领域。因为尚在学步邯郸，故而难免生吞活剥，被毛泽东讥之为“言必称希腊”。不过，比起《明史》将葡萄牙的地理位置误称为“地近马六甲”，则不能不说已是一个历史的飞跃。今天，当我们谈到梁启超的《斯巴达小史》、《雅典小史》，严复的《泰唔士〈万国通史〉序》，谈到20世纪之初出于报国、强国的情怀而编译的数十种“亡国史”、“立宪史”、“革命史”著述，回想起何炳松、陈衡哲、陈受颐、蔡元培、陈翰笙、余协中、向达、刘启戈、姚莘农、王芸生、雷海宗、束世、周谷城、王绳祖、蒋孟引、沈炼之、周鲠生、王纯一、闫宗临、杨人楩诸前辈在那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的辛勤劳作与筚路蓝缕之功，一种油然而生的景仰、崇敬的感情，会立时涨满脑海，涌满心田！其中周谷城先生从20世纪40年代初开始致力于把世界历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教学与研究，并于1949年出版了《世界通史》三册。这部书首先在中国打破用国别史编列为世界史的旧框架，反对以欧洲为中心，力主从全局来考察世界历史。这对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建设，深具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