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遗产的角度看，新中国成立前世界史学方面的积蓄，如果不说是空白，也仅仅是极薄的一层。就地区史而论，这种情况，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乃至东欧，可以说尤甚。以非洲史为例，在这个偏僻的学科方向上，从1897年至1949年，据统计仅有8本译著， 而且全部集中在埃及史领域。因此，展现在新中国第一代世界史学者面前的，几乎是一片广袤无垠的处女荒原。而且，在这一学科的上流，既无中国史学传统中的负面影响，也少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深刻烙印。
    然而，从1949年到1978年，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并没有如毛泽东所期盼的那样，“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我国的世界史学，也就未能在那个预想的文化建设高潮中蓬勃发展。相反，却走过了坎坷、曲折的路途。建国初期，在冷战格局的大背景下，我国的世界史研究，从一开始就被纳入“一边倒”的外交格局中，反对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阵营，支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工人运动和东方民族解放运动，作为党和国家的方略，决定了我国世界史研究的方向与课题。此后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下，则是对西方史学的几乎全面拒绝与排斥。我国的世界史学基本上是在一个闭锁的环境中运动。到了十年“文革”，世界史学与所有其他学科遭到同样的命运，陷入完全停顿的绝境（注：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卷Ⅰ“世界历史”条目，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
    不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毕竟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前赴后继、百年奋斗而建立起来的独立的东方大国，并在国家建设中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与成就。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大国的世界史学，在学科建设上首先摒弃了近代半殖民地时期的一切屈辱与奴性，建立了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的民族尊严。同时，给予了东方人民的历史、特别是民族解放运动史和西方各国人民的革命与进步事业的历史进程，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因此，对于这一时期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与研究，应该予以历史的、科学的评价。我们注意到，正是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在自己的国家科学院里，建立了世界历史研究所，并在一些高等院校中，建立了世界历史的教学研究机构，创办了世界历史专业。以世界历史研究所为代表的一系列教学与研究机构的建立，使中国的世界史学科有了自己坚实的基地；各大学世界史教学、研究的开展，培养并积聚了一批世界史方面的专业人才，组成了新中国规模性的专业队伍。我国世界史、地区史、国别史的各个研究方向上，涌现出一批拓荒者，出现了一批严肃的科学论著与译著。特别要指出的是，尽管有着极“左”路线极为严重的破坏，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国世界史学工作者们，怀着真诚的心情，力图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教学与研究，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史科学体系。他们的经验，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是我们今天的宝贵财富。
    从史学理论和方法论到世界历史的各个重要领域，我国学者在这一时期的研究都取得了进展。特别是想到当时的环境，就更能体会到在这一时期坚持在世界史园地中辛勤耕耘的难能可贵。我们的前辈学者童书业、吴于廑、郭圣铭、日知、戚国淦先生在世界古代文明史领域，齐思和、耿淡如、刘启戈、蒋相泽先生在世界中古史领域，蒋孟引、沈炼之、王荣堂、吴廷璆、杨生茂、黄绍湘、刘祚昌、孙秉莹诸先生在世界近代史、地区史与国别史领域的艰苦努力，都是功不可没的。在东方史方面，成绩更为突出。王辑五、何肇发、朱杰勤、陈瀚笙、季羡林、周一良先生的著述，培养了一代年轻的学人，奠定了我国亚洲史研究的最初基石。杨人楩先生则在坎坷的逆境中转移阵地，开始了非洲史的拓荒工作。在对西方史学严厉批判的气氛下，耿淡如先生在复旦大学开设西方史学史课程，直到“文革”大动乱来临才被迫辍教。丁则良先生在他悲惨的、过早结束的学术生涯中，探索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近代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规律，表现了那个特殊时期闭锁环境中我国学者力图将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进程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考察的学术视野与胸怀。在所有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在周一良、吴于廑两位先生的主持下，集合了当时全国世界史方面的研究力量，编写了我国学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第一部《世界通史》。这是中国学者力图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阐述世界史的第一次认真的尝试。
    自然，从今天的眼光看，这一时期的世界史园地，还是幼弱的。不仅由于国际环境与国内政治环境的制约，而且限于当时有限的历史资料，特别是我国学者对外国语言文字掌握的程度，许多重大的课题，无论是世界史通史领域的，还是地区史、国别史领域的，我们都无法取得发言权，也无法取得国际学术界同行在科学交流意义上的承认。事实上，在许多领域，我们的探讨还远未触及问题的核心。我们的学者，在这一时期虽然表现出很强的理论兴趣，甚至开展了如“亚细亚生产方式”、“奴隶制向封建制社会过渡问题”、“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问题”以及“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分期”等问题的学术论争，但由于缺乏详尽史料，缺乏深入的研究，缺乏对国外学术动态的掌握，这些论争虽热烈一时，却总令人感觉底气不足，且易流于空泛。
    1978年开始的邓小平主持的开放、改革，标志着中国历史的重大转变。世界史同其他学科一道，迎来了自己生机无限的春天。可以毫不夸张地讲，20世纪最后20余年我国世界史学的发展，无论从什么角度上看，都是前80年所不能比拟的。或者可以这样说，正是有了这20年，中国才真正开始又拥有了自己的世界史学。改革开放的20年间，我国世界史学科与科学的发展，是全面的，全方位的。
    首先，在组织架构上，一大批世界史教学、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恢复、重建或新建起来。这些学术机构又多拥有自己的学术刊物，成为集中检阅世界史学术研究成果的重要阵地。特别是近20年成立的世界史方面的学术社团--有关各时段、各地区与国家的学会，在组织、协调、指导、活跃世界史各领域的研究与活动中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在这些教学研究机构与学会中，集合了一支由老中青三代学者组成的中国世界史学的教学研究队伍，阵容整齐，日见强大。老年学者如老骥伏枥，耕耘不辍，且倾心培育新苗；中年学者正向负重任，启后承前，更不敢稍有懈怠；特别是一批青年学者，接受了国内外正规的高学历与学位教育，知识结构新、创新意识强。他们在前辈学者成就的基础上，正奋发向上，闻鸡起舞，未来大有希望。
    其次，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中国的世界史学界，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全方位与国际学术界接轨，积极开展了频繁的对外学术交流。20多年来，我国越来越多的世界史学者走出国门，到世界各国高等学府与学术中心进修、讲学，出席学术会议，在充实自己的同时，也强化了和外国同行们的交流。一些从国外学成归国的青年学子，深入学习并掌握了国外学术界的传统、现状与前沿信息。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外和中国港、台地区的学者来大陆讲学、研究、参加会议。在上述基础上，已经开辟了一些国内外学者合作的研究项目。所有这些交流与合作，都大大开阔了我国世界史学者的学术视野与胸怀，增长了我国学者的见识，对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无疑是一个有力的促进。这一优良的学术环境的形成，是改革开放以前所难以企望，也难以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