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加强历史资料与理论的两个基本建设
    “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卷，第217页。）。研究世界史，无论是世界各地区史、国别史、 专题史，还是整体的世界通史，都应如此。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方面的状况可以说与我们这个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些前辈学者如杨人楩、耿淡如、刘启戈和张芝联先生等曾开始编译、出版《世界史资料丛刊初集》（注：《世界史资料丛刊初集》拟出三四十个分册，1957年8月出的前几集均署名杨人楩主编， 其后即署名各分册选译人的姓名。），不久即被迫中断。“文革”后，虽然有一些学者致力于此项工作，但均由于分散劳动，而缺乏规划、规范与规模。这是一个十分吃力、难度又大的工作。特别是当今条件下，周期长、出版难、关键时刻受忽略。其结果是，使得我们相当一部分学者迄今难以在一个比较厚实的基础上构建自己的学术高楼。由于基本史料的匮乏，在若干世俗行为规范的压迫下，一些急于事功、粗制急造的论文与著述常常浪费了我们不少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平心而论，这些著述如果在国内某些场合或者还可勉强拿来敷衍或抵挡一阵，若拿去做国际学术交流恐怕就匪夷所思了。为此，我们需要集中力量，按世界各地区、国别、专题，有计划地编译、出版一批系统、规范、高质量的“世界历史资料汇编”（注：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出版了马金鹏译：《伊本·白图泰游记》，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耿昇译、马苏（古代阿拉伯史家）著：《黄金草原》，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陈开俊等重译：《马可·波罗游记》，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版。），使我们学者的研究，一开始就在一个较高的平台上起步。希望有关领导部门，给予政策倾斜，以利于其早日问世。
    “充分地占有材料”并不是一个简单发掘、发现历史资料然后引证它的过程。“充分地占有材料”本身，乃是一个复杂劳动的过程。马克思讲的“用批判的精神来透彻地研究新的材料”（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4页。），恩格斯讲的“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 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8页。），都强调了学者在占有材料过程中必要的批判与审查的劳动。用马克思的话来讲，这是一种“折磨自己”的劳动。可见，从收集、占有资料开始，直至成文成书，历史学者要有科学的头脑、科学的见地，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
    “充分地占有材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但如果仅仅拥有这些原材料，没有理论的指导，我们仍然难以构建我国世界史学的巨厦高楼。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理论指导呢？我们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这个回答似乎简要明确，其实在今天，它有着十分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值得我们来思索。
    当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初打开国门与国际学术界接触时，就立即面对一个问题：在数十年闭锁状态之后，我们对国外学术界的学术思想、理论与方法论及其研究是那样的陌生。经过20年的交流，现在是熟悉多了。我们的学者，特别是一些年轻学者，受到西方正规的科班训练，在他们治学之时，已经可以比较熟练驾驭西方古典与当代社会科学诸理论和方法论，在许多方面显示出领先的态势。不过，他们当中的一些同行，对马克思主义已经产生了一种近乎于先天的陌生与疏离。这种情况，应当引起我们大家的注意。因为，几乎所有当代有影响的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论，都源自西方。因此，如果对它们盲目趋从、生吞活剥而不是认真地、科学地加以汲取，必将导致科学上的失误。
    与此同时，在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世界史研究的指导地位时，我们要对建国以来贻误巨大的“左”的教条主义，予以坚决摒弃。因为这个问题同样事关世界史学科建设的大局。恩格斯早就指出，“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末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2页。）。在这方面，邓小平同志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为我们树立了光辉典范。小平同志不是将马克思主义当成现成公式，向书本讨生活，而是将它作为行动的指南，顺应世界潮流，结合中国实际，制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伟建设蓝图。我们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就是要向小平同志学习，在世界史学科建设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南，对一切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论，予以思辨性的掌握、消化和吸收，使我国的世界史研究，能在吸收和总结当今世界最新科学成就的、生动活泼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结出累累硕果。
    三、严肃的科学的治学态度与学风
    我国现在正处在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这一历史性的转型，促进着学术界思想、观念的转变，促进着包括世界史学科在内的各学科的进步和发展。然而，与此同时，转型时期所产生的各种无序状态，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所带来的一切负面影响，一切陷阱和诱惑，使我们的民族、我们的社会出现了严重的浮躁症。这种浮躁症，业已渗透、影响到社会的各个层面、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学术界，作为一个民族最圣洁的领域，也终于未能幸免。
    剽窃与抄袭，这是学术界公认的最令人不齿的行径，现在已经在令人担忧地增长与蔓延着，在我们世界史领域，不仅论文有抄袭问题，专著有抄袭问题，甚至出现了由不法书商用复印机制造出来的、装潢考究、印刷精美的多卷本大部头“文明史”，公然袭击学术园地，扰乱文化市场。看来，学术打假，已成为一项相当紧迫的任务。
    急于事功，粗制产品，则是一个层次更深的问题。科学事业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事业。学术论文与专著的撰写，应该是一项深思熟虑，上下求索，甚至自我折磨的劳动过程。在这方面，是来不得半点“短、平、快”的。在世界史研究领域，有的论文与著作，在转引他人著述中引用的历史资料时，并未标明所转引的出处，以至有时原来著作中征引或印刷有错的地方，转引时也继续以讹传讹，有误后学，贻笑大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