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工厂主雇用的大批童工主要来自教区和贫苦的工人家庭[12]（P87）。负责教育贫穷儿童的教区，为了减轻负担， 就把儿童当作商品卖给工厂主。许多教区在处理儿童以前，已散布了许多精心编造过的谎言，使教区中贫穷儿童的头脑里充满了各种荒唐可笑的错觉。贫民习艺所郑重其事地向孩子们宣布说：在他们到棉纺厂后会被改造成绅士淑女，吃的是烤牛肉和葡萄干布丁……1799年8月， 圣潘克拉斯教区把80多名男女儿童转手卖给洛德哈姆棉纺厂主、诺丁汉圣玛丽教区伯特公司的棉纺商、袜商及花边商。有的教区为了把交易做得更好，就规定买主每购买20个健全的儿童，必须购买一个白痴！1814年到1815年间，巴克巴罗工厂中的童工全是伦敦来的教区徒工，年龄在7岁至11 岁之间，个别的来自利物浦，同时期内，曼彻斯特教会执事在报纸上刊登了这样的广告：“拟出让200名左右的男女童工给高贵的厂主、 纺织师傅及其他人士当学徒”[13]（P377）。
    童工的另一个来源是贫穷的工人的孩子。当时，一般的工人是不愿把孩子送进工厂做工的，然而，工人们为生活所迫，不得不把自己的子女送进工厂做工。如，当有人劝约克郡的勒特·夏普把儿子从工厂领回时，他说，“我是个穷人，家里人多，6 个子女全靠我一人养活……他非去不可”。在工业区，时常看到父母不分冬夏在清晨6 点就把自己七八岁的孩子送进工厂做工。儿童们一星期所挣的几个先令，再加上父母挣的15到20先令，也会凑成一笔可观的收入，虽过不上好日子，总还可以维持生活。直到19世纪中期，英国至少还有2000多名儿童因被自己的父母出卖而做工。马克思在谈到父母强迫子女外出做工时指出，“不是父母权力的滥用造成了资本对未成熟劳动力的直接或间接的剥削，相反，正是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通过消灭与父母权力相适应的经济基础，造成了父母权力的滥用。”[1]（P536）
    三
    纺织业、煤矿业等是英国早期工业化的一些主要部门。因此，童工劳动一方面直接为这些行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另一方面也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讲，“产业革命得以完成，实有赖于儿童的劳动……”[14]（P459）。关于童工对社会的贡献，就连资产阶级的一些开明人士也不得不承认，“和兰开夏的30万女童工的劳动的1／8相比，每天只要扣去她们两个小时的劳动时间，那些财富、那些资本、那些资源、英国的权力以至英国的荣誉就会全部化为乌有！”[7] 要知道这才仅仅是童工的一部分。即使英国议会在纺织业、矿业等行业中调查到的那些事实也并非这些行业童工的全部[15]（P229）。由此我们认为，童工劳动加速了英国的工业化进程，对英国的工业化起了重要的作用。
    然而，童工为英国做出的巨大贡献却是以自身遭受着灾难性的折磨为代价的。劳动时间长、工资收入低是较为突出的问题。纺织业中，十二三岁以下的童工每天劳动十三四个小时以上， 而工资却很低。 如，1833年时，沃斯利煤矿把成年人的工资分成8份，8岁的童工拿1／8，11岁的童工拿2／8，13岁的童工拿3／8，15岁的童工也才拿到4／8，20岁以上的人才拿到成年人的工资。童工还要受到体罚的威胁。如，1833年时，工厂主罗伯特·布柯林在回忆自己当童工时受处罚的情形说：监工们把我们三四个童工的手绑起来，脱掉衬衫，赤着脚，呆在机器一旁，有时，监工用皮带或棍子来抽打我们，叫我们站在箕斗中以防躲避皮鞭。童工的工作环境也是相当差的。许多地方常年见不到阳光，空气也不畅通，致使许多童工留下了后遗症。此外，工厂、矿山中的童工还时常受到工伤事故的威胁。如，1843年时，海明斯利铁钉铁环制造厂发生事故时，“一个小男童因一堆铁环掉到头上当场死亡，另一个男童工断了两条大腿和一只手臂。另外3 个男童工也受了伤”，“在童工和青工当中，事故频繁发生，9岁以上18岁以下的工人中，发生事故的多达60 至70人”[7]（P170）。
    在工业化之初，童工进入工厂工作，没有现成的法律可循。随着工业化的深入，特别是童工所受的各种苦难为世人所了解时，童工问题便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并呼吁社会通过立法来禁止童工劳动，保护儿童。1796年，珀西瓦尔博士在调查工厂卫生状况时起草了一篇宣言，在该宣言中，他指出在工厂中工作的童工最易受热病的传染，这种病“破坏了新生一代的持久活力”，对儿童未来加入社会是不利的，而且“儿童参加劳动一般都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得不到道德及宗教的教诲”。因此，珀西瓦尔博士指出，“应请求议会帮助制订一套全面的法律来管理工厂”[6]（P10）。其后，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为保护童工而呐喊。欧文指出，使用童工长时间的劳动是一种极不人道的做法。“儿童几乎是从孩提时代被允许在我们的工厂中受雇，而一切工厂的环境又是或多或少地有害健康的。”他们长年累月地被禁锢在厂房中，“他们的智力和体力都被束缚和麻痹了，得不到正常和自然的发展，同时，周围的一切又使他们的道德品质堕落并危害他人。儿童如果没有健康的体格和良好的习惯，就不能成为国家真正有用的臣民”。因此，“雇用童工劳动这种有害的制度如果不用一种较好的制度来代替，流毒就会蔓延，并且一代一代地愈来愈严重”[11]（P141）。
    在同时代人中，对童工劳动关注最密切、并对其进行深刻批判的是恩格斯与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在其《资本论》等著作中，都对资本主义制度下使用童工带来的危害进行了揭露，并强调儿童和少年的权利应得到保护，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把社会意识变为社会力量才行[16]（P217）。
    随着童工危害逐渐为世人所了解，英国出现了一个旨在保护儿童的立法运动。从1802年到1878年间，英国议会先后颁布了20多个工厂法，在这些法令中对童工的最低雇用年龄、每天的劳动时间、工作的环境以及接受一定的教育等都作了明文规定[17]（P135）。这些法令虽然没有从根本上禁绝童工劳动，但在保护儿童方面却有一定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