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时期，君主制是西欧和中国封建社会国家制度的常态。在西欧诸国，君主制表现为以王权为代表的国家政权形态；在中国，则表现为以皇权为核心的国家政权形态。二者虽然在阶级属性等本质性问题上是相同或相近的，但也存在着差异，并且由此对西欧和中国日后的社会发展影响不一。本文就西欧和中国封建君主制的不同特点及其形成原因、历史作用作简略探讨，从而有助于我们历史地认识中西方封建社会国家制度的发展和演变。
    一
    比较西欧和中国封建君主制，可以发现二者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一）西欧的封建君主制是封建国家制度权力多元化的产物，而中国的封建君主制却是与封建国家制度权力一元化相联系的。中古时期的西欧诸国，由于盛行贵族领主制，在这种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形成了封建的分封、等级和割据的政治制度，致使国家政权形态呈现出权力多元的特色。贵族领主制是西欧封建制的集中体现，封建君主--国王，按照采邑封土制将土地分封给下属的大封建主，从而成为大封建主的封主即领主，而受封的大封建主成为国王的“附庸”，大封建主又照次分封土地，从而使整个封建主阶级上自国王下至骑士，构成了封建统治的金字塔。由分封形成的等级制，形成了封建国家多元的权力结构和体系，任何一级的封建领主，在其世袭的领地内拥有合法的军事、司法、行政、财政的全权，各级领主庄园都是相对独立的权力单元，这样，西欧各封建王国，名义上王权代表封建国家，处于至尊的地位，实际上王权是多元权力中的一种权力，表面上国王与封建主存在着臣属关系，实质上国王与封建主之间的关系是权力“契约关系”，即两种权力之间的“契约关系”。国王只不过是贵族中的一员，与其他贵族相比，没有多少特权，其经济收入主要来自于王室领地，10世纪时的法国国王如果离开自己的领地，就有可能遭到其他贵族的抢劫和袭击。在国家权力中，英法等国的封建贵族控制着国家的财政大权，如果没有议会的同意，国王是无权征税的， 如英国贵族他们“手里攥着扎紧国王钱袋的那根绳子”[1]。由此可以看出，西欧王权并非是专制的，而是有限的。在权力隶属上，西欧大陆通行的“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是对西欧封建国家权力多元化的最好注脚。
    相对西欧而言，中国封建君主制与一元化国家权力结构存在着必然联系。自秦汉以来，以皇权为核心的封建君主制，其实质为君主专制，这是一元化权力结构的必然产物。考察中国封建社会的国家政权形态，可以发现尽管存在着一定的分封制因素，但郡县制是其基本的政权设置方式，即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2]，在地方上分设郡县官职，以掌兵、刑、钱、 谷等事，从而形成上通下达的统一的官僚体制。郡县制政权与西欧的领主制政权存有不同的特点，虽然它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但它与拥有经济实力的贵族和地主“脱钩”，不能使贵族和地主的经济力量与郡县政权“结合”起来，致使郡县不能构成独立的权力单元。郡县官吏的权力与命运，不是来自贵族和地主的经济实力，而是来自中央政权的任命和钦定，从而形成纵向的对上负责的权力体系。以郡县制为轴心的政权机构，绝对听从于皇帝，大小官吏“远在千里之外，不敢易其辞”[3]，封建皇帝“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4]，即使是皇帝“荦然独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5]， 可谓皇权专制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二）西欧封建君主制王权仅具世俗性，而中国封建君主制皇权不但具有世俗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被神化。一般而言，古代王权往往与宗教权是一对孪生子，况且王权与宗教权合二为一。但西欧诸封建王国的情况却显特殊，在日耳曼诸蛮国王权产生之前的罗马帝国时代，基督教已逐步确立了自己神圣的地位，最后罗马当局不得不将其钦定为国家宗教。到了中古时期，基督教会特别是天主教会，在西欧处于万流归宗的地位，它在西欧封建社会里决不仅仅是代表着意识形态，天主教会组织实际上也是经济组织与政治组织。教会成为凌驾于世俗王权之上的独立的权力实体，正如有的学者以为西欧封建制度的特点便是“君主的瘫痪”[6]。在西欧没有统一的封建王权，却有统一的天主教会， 以致法兰克国王希尔佩里克惊呼“说实在的，除了那些主教以外，根本没有人在统治[7]。
    基督教文明相对世俗的封建君主制而言是比较早熟的，从深层意义上来讲，教权在西欧社会中的地位远远高于王权。从自身的发展和完善而言，基督教构成了西欧中古时期的文明体系，在理论上从奥古斯丁到阿奎那，使基督教文明的逻辑更加“缜密”。而封建王权是依恃武力起家，控制、治理社会和国家则显得蹩脚，何况许多封建君主目不识丁，人们心目中的神圣感寄托于基督教。基督教宣称的“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教义否定了西欧封建君主的神圣性，随着教会势力的日益强大，英诺森三世时，“教皇要求做全球霸主，所有世俗统治者都必须臣服于他”[8]。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教权与王权处于分立状态。 纵观西欧诸国历史，封建君主不具有封建社会唯一权力中心的地位，在封建君主之上有高高在上的罗马教廷及其各国天主教会，致使王权失去应有的神圣性，并且受到极大的制约，诚如马克思谈论其祖国历史时所言：“宗教改革以前官方德国是罗马最忠顺的奴隶”[9]。
    中国封建君主制皇权，始终是社会和国家权力的中心，况且被神化；换言之，在古代中国，任何形式的宗教都没有发展为同国家政权并立的权力实体，而且始终附着于国家政权。纵观中国封建社会国家形态，以皇权为核心的君主权力是社会与国家权力的唯一中心。君权至上，皇帝独裁一切构成了封建专制主义国家制度的核心。既便是存在着教权，也不同于西欧。古代中国宗教的特点，便是宗教的世俗化，它以祖先崇拜为基本内容，没有形成完备体系乃至自立于社会的宗教组织，而是广泛散播于社会之中，从来未形成对立世俗的国家政权的权力实体。秦汉之后，儒家学说开始宗教化，但它从未从国家政权中游离出来，而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要素。
    同西欧相反的是中国封建时代的宗教依附于世俗权力，况且还为世俗权力罩上一层灵光，皇权被神化，以致皇帝被称为“天子”，并奉神圣的“天命”治理天下。世俗化、道德化了的宗教及其效能和作用，完全服从于君主政治，成为封建君主专制的驯从工具。单从宗教而言，一方面宗教依附于世俗权力，前已言之；另一方面，专业化的宗教为了摆脱世俗事务，遁入山林，不染尘世，作为臣民，如果献身宗教，总是被看作政治生涯的结束，从而形成真正的政教分离。这种中国式的政教分离，实际上是封建君主高度专制，皇权成为国家权力唯一中心的具体的历史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