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古时期的西欧与中国封建君主制，对各自所处的社会和历史的发展，必然产生巨大影响，尤其是在中西方历史的转型期--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中，二者的价值取向及其历史作用不可低估。
    从根本上讲，封建君主制是封建社会国家制度的集中表现，封建君主是封建贵族阶级的总代表。但具体到西欧与中国的封建君主制，二者在各自所处的社会和历史发展中的价值取向和历史作用有所不同。首先看西欧封建君主制，它是以封土制、人身依附关系和超经济强制为基础的，但西欧君主的权力--王权，作为国家主权，一直被教会和封建主分割着。在西欧各国，罗马教廷及其天主教会扮演着国家政府力量的角色。天主教会同封建王权，本质上都是封建主阶级的代表，拥有共同的阶级利益，但在漫长的中古时期，二者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到了中古后期，天主教会成为社会进步力量鞭笞的目标。从国家形态角度看，西欧诸国开始了“权力重心从教会方面向世俗王权方面的转移”[17]，而此时的西欧又经历着中古时期的普世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的转型，其中短暂的“王朝国家”，则成为这种过渡的承担者，由此，王权成为社会和国家进步力量的代表，它是民族国家的象征和旗帜，在反对天主教会和封建主割据的斗争中，在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王权责无旁贷地成为新的政治力量的代表，为国家形态的转型奠定了基础。
    另外，西欧诸国的封建王权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中起了积极作用。15世纪时，西欧各国的封建君主制多由领主君主制演变为等级君主制，这种政治结构在国家政权构成中为新贵族市民阶级留有一席之地，特别是议会下院，成为他们反封建斗争的合法的政治舞台。王权在与教会和封建贵族的斗争中，与城市联合起来，致使王权得到加强，并且实行了一系列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使萌芽时期的资本主义得到了充分的保护和有力的发展。王权却不自觉地充当了新社会的助产婆。
    中国的封建君主制是专制主义为重的国家制度。它在历史上往往是民族分裂和封建割据的祸根。封建国家的分裂分为两种状况：第一是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打破统一的封建王朝，从而出现割据局面；第二是外来民族的入侵造成的分裂局面。这两种状况都与高度集权的君主制存在着必然联系。正如马克思所言：“赋税是官僚、军队、教士和宫廷的生活源泉，一句话它是行政权力整个机构的行政源泉”[18]。因为君主专制需要庞大的官僚队伍和军队维护其统治，这势必造成对人民压榨过重，人民困苦不堪，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络绎不绝；对内的压榨，造成阶级矛盾和斗争尖锐激烈，加之国防空虚，为外族入侵提供了机遇。因此，历史上的封建分裂，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封建君主制带来的必然结果。
    中古时期中国封建君主制，对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较之西欧封建君主制所起的作用是大不相同的。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需要的经济基础是小农经济。封建君主为了生存就必须维护小农经济，随之势必实行严厉的抑商政策，这就把经济结构铸成单一的小农经济模式，从而限制了经济的自由发展。既便有工商业，也是官营的，可谓“工商食官”，对于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起了阻碍作用。因此，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以及现代化的发韧，某种程度上只有借助外来力量的冲击来完成。
    总之，考察中西方封建君主制的不同并进行鉴别，对于我们审视中西方社会和历史的发展与演变出现的差异不无意义。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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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转引自朱锡强：一场以宗教改革为形式的社会革命运动[J].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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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2]蒋荣昌。历史哲学[M].巴蜀书社1991年版，第245、2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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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汉书·龚胜传[M].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二卷，第2页。
    [16]顾炎武。日知录·财用[M].
    [17]沈汉。西方国家形态史[M].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第186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一卷，第6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