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档案文献使我们能够重新审视30年代初有关欧洲政策的许多观点，并更变当时国际发展的某些评判重点。因为，现在已经有可能（说真的，还不是完全的）利用党在过去的一些秘密文件。这些秘密文件让人探察到高层党和国家领导的“勾当”，而正是那些高层领导制定了国家的对外政策，并掌握了采取决策的发言权。
    不过，在利用党的文件时，还不能忘记一些保留条件，那就是苏联社会政治体系的特殊性质所赖以存在的条件，在这一体系中，所有的政策问题，特别是外交政策的制定，总是取决于斯大林的特权。斯大林的负责对外政策事务的副手莫洛托夫称其为“伟大的秘密活动家”，总是在那块森严秘密的幕帐后面环视着他的活动。另一位与领袖接近的活动家赫鲁晓夫曾回忆说，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除了极少数的意外，斯大林谁也不容许去决定不论是军事还是外交问题。
    所以，1995年公布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30年代的记录稿，尽管在其他方面都可以利用，但有关对外政策方面的情报内容却极少，这绝非偶然。
    从已公布的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书信汇编来看，很明显，“东家”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只限于一个“亲密的友人圈”之内；而且，斯大林总是负责向政治局会议的专门决定“准备问题”。给莫洛托夫的那些信表明，自1930年始，苏联政府的首脑们所感兴趣的是，他们只是表明斯大林在对外政策上所推行的党政工作的那些被隐匿的原则和方法。其时，列宁关于政治局内必须存在一个所谓“领导集体”的实践已经稳固地确立，所有法令必须获得政治局的决议。1934年2 月选出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加里宁（国家正式首脑）、柯秀尔、安德烈耶夫（三个政治局委员）和鲁祖塔克（政治局候补委员）都未能进入“领导集体”。不过，斯大林就连“领导集体”的成员们也很少理会。
    除了党的文件，下面还引用了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许多新的重要资料，其中包括外交人民委员会领导就决策的建议方案给政治局的信件。但是，由于研究人员能够看到的那些材料，都是经过档案专家挑选过的，因而很难相信，这些存档材料能反映问题的全部真相。
    在近期公布的有关文件中，有一份是前外交官们的通信集，他们都是沙皇时期和临时政府期间的驻外使节，而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都成了欧洲、亚洲和美洲一些国家的侨民。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他们相互之间一直保持经常的通信联系，其联系核心就是1921年由巴黎俄侨发起成立的大使联合会。30年代，该联合会的负责人是马克拉柯夫（В .А。Маклаков）， 他是俄国革命前自由运动的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与联合会驻伦敦、柏林、贝尔格莱德及欧洲其他首都城市的记者们的通信联系特别活跃。
    这些通信都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然而还是被苏联国外谍报机关所截获（包括副本）。这些出自职业外交家笔下的信件，分析国际问题的视野极为广阔。自然，这些前沙皇时期的外交家们（大使和公使们），与其派驻国的政治和外交界（比如情报人员）仍保持着联系，因而他们的注意中心就是苏联及其外交。正因为如此，这些信件为什么总是围绕着包括斯大林在内的苏联高层领导为话题，这绝非偶然。
    众所周知，正是在1933～1934年间发生了从战后的20年代向战前的30年代的过渡，尽管这一变化未曾使所有欧洲国家的首脑均引起足够的重视。假如有人企图淡化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欧洲分裂为战胜国和战败国这一事实，那么这个大欧洲划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部分，却总是无论如何抹煞不了的。然而，自“和平主义时代”始，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以克服欧洲间纷争的努力，一直还在继续，直至更晚。看来，只有把那些对“太阳之下”的状况感到不满的国家引入各种国际法关系之中，维护原状，才能够保存整个世界。1934年2月， 苏联驻英国外交代表迈斯基（И。М。Майский）发表对欧洲社会政治生活的观察时归纳说：“现时欧洲文明的主要兴趣，就是和平。”当时，西方也有人认为，如果更加积极地吸引实际上还落伍于世界政治进程之外的苏联参与国际事务，将能促进苏联的自然进化。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特维诺夫（М。М。Литвинов）的思想与此不谋而合， 他主张通过多边的和双边的协议来巩固国际原状。
    然而，苏联对事件进程的影响，却是负面多于正面。问题就在于，苏联自己的预期目的与其他大国的目的不同。这些目的反映了一种一贯的反对资本主义的战略，在苏联存在的整个时期一成不变。其实，只要注意观察苏联领导人的言行，其对外政策的这种倾向就一览无遗。1933年1月，斯大林给莫洛托夫写信， 就后者在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关于国际问题的报告指出：“很好。对那些个‘大国’关系上自信而傲慢的语调，对自己力量的信心，对那些个神气活现的‘强国’的委婉而平淡的蔑视，非常好。让他们去‘吃喝’吧……”。为此，很可以理解，欧洲国家的首脑们为什么对苏联产生不信任。
    说到前沙皇时期的外交官们，他们则把法国和德国的接近看作是使欧洲平静的关键，用前驻雅典公使杰米多夫（Е。П。Демидов）的话来说，两国之间的关系“已经使欧洲的生活毒化了一百多年。”他这样地提出问题，是否在表明，及时地审视凡尔赛和约（1919年--译者注）的条款，在“事件的压力下还未能实现时，便可动用武力”？杰米多夫接着还说，这将加强欧洲对“来自克里姆林宫的破坏性影响”的防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