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方向始终在苏联对外政策中占优先地位， 尽管日本于1931 ～1932年间对满洲的侵占已成为远东局势日益加剧的根源。斯大林担心的是过早地同日本发生武装冲突，为了记取俄日战争中失败的教训，故而尽量希望把对日本的作战准备做得更好一些。关于美苏外交关系的前景，斯大林于1932年6月19 日给莫洛托夫写信说：“既然他们（美国--作者注）以怀柔诱使我们与日本作战， 那我们就应该让他们见鬼去”。 1933年3月初， 政治局决定对国际联盟就日华冲突举行协议并参加协商委员会的建议，给予“否定的回答”。但过后不久，被日本与德国和波兰进行反苏勾接（我们可以在前沙皇时期外交官们的通信中找出足够许多的证据）的传闻所吓坏的斯大林，对罗斯福有关威胁和平的危险来自德国和日本方面的多次警告，却显得更加敏感。政治局于1933年10月底发给赴华盛顿与美国总统举行会谈的李特维诺夫的指令中有这样一段：“李特维诺夫不可回避具体阐述我们与日本的关系。如果罗斯福的谈话与我们有某种接近，或者甚至同我们达成反对日本的临时协议，那么李特维诺夫应对此表示赞许”。
    在前沙皇时期外交官们的通信中，对远东多方冲突的危险，及其对欧洲力量的重新配置所带来的可能影响，给予了多方关注，并且甚至公正地指出了该地区地缘政治矛盾紧张的症结就在于：对日本而言，苏联正是“天然的敌人和对手”。然而，这些外交官们也指出了苏联拥有的王牌，这就是英国和美国不断增强的与日本的竞争，以及旨在反对日本的中国的民族运动。在分析日本在北方一带的潜在扩张问题时，他们的结论是，“布尔什维克害怕波德的危险更甚于日本的危险”。
    有足够的理由认为，1933～1934年间苏联的策略（假如所说的并不是指真正相信集体安全思想的李特维诺夫，而是指斯大林的领导及其在狭隘的阶级概念的范围内自转的声名狼藉的实用主义）所反映的并不是对外政策的变化，而是原先反对资本主义战略的实际步骤的更替。
    文献证据证实，尽管纳粹分子在德国登台执政，斯大林的领导在自己的欧洲政策中，仍像从前一样旨在维护拉帕洛条约（1922年）和柏林条约（1926年）的路线。1933年4月底， 苏联驻德全权代表欣楚克（Л。М。Финчук）同希特勒会谈时转达了一项声明，其中表示准备保持和加强苏联与德国之间过去的友好双边关系。希特勒致答词说，双方都被“相互的利益”所连结，而且“这种联系具有长远性”。他接着说，我们具有“同样的”困难和敌人，对边界具有同样的关心，苏联关心的是西部，而德国关心的是东部。照他的话说，“双方可以互补不足，可以相互效力”。希特勒承诺立刻批准关于延长1926年柏林条约的议定书（真的，5月4日议定书就被德国国会批准）。
    德国和苏联的领导人根据不久前的经验，经常谈到两国协同动作的必要性。1933年7月3日，欣楚克在苏联代表处举行晚宴，德国军方高层领导（布隆布格、拉特瑙等）出席了宴会。根据外交代表在其日记中的描述，就可以判断出晚宴上所笼罩的气氛：“我说，不能够把德国的军事部分与整个国家分开，所以在苏联和德国两军之间建立友好关系显得特别重要。德国边防军和红军之间的联系具有久远的渊源和相互需要的基础。”可以认为，外交代表正是依据莫斯科的指令行事的。
    希特勒自愿或不自愿地希望斯大林通过加强“相互效力”改进苏德关系（最终于1939年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斯大林从自己一方出发也相信希特勒同自己的目的具有一定的共同性。比如众所周知的是，他在1940年给英国驻莫斯科大使克里普斯（С。Криппс）的一份声明中说，德国和苏联都有一个共同的努力，就是改变战后欧洲力量的凡尔赛均势，而这正是英国和法国所反对的。
    很自然，为表明这种共同的努力，还有更加具体的表现。 比如， 1933年8月1日，政治局通过两项直接与德国有关的决定：一是批准同一家德国公司关于为苏联建造潜水艇的条约方案；二是确认于1933年11月间召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是合适的，其讨论日程包括：“国际法西斯主义、军事危险和共产党的任务”。本来决定于1934年9 月召开一次共产国际例会，但众所周知，通过结成人民阵线反对法西斯和战争纲领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差不多推迟了一年才召开。似乎，斯大林的反对法西斯的坚定步伐，在某种程度上并不那么急切。
    1933年10～11月间，李特维诺夫在赴美途中接到了政治局关于在柏林作停留的使命。当时双方之间正为国会纵火案中对德国共产党人的判罪引起了猛烈的宣传战。政治局指令称，李特维诺夫“不得拒绝”同德国外长冯·牛赖特（К。Хон Нейрат）的会谈，或者， “假如希特勒愿意，那就同他谈”。苏联领导人认为，德国人提议“签订调解苏德之间所有冲突的条约”的建议可能成为会谈的话题。苏联领导人还考虑了另一个方案：“假如他们不要求签订条约，那么会谈的调子仅限于让他们了解，我们无意加深冲突，并为恢复过去的关系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政治局认为，“假如李特维诺夫一旦与德方达成相应的意向”，那么对在巴黎与法国外长保罗-邦古（Ж。Полъ－Бонкур）的会见将极为有利。
    其时，政治局还就“外语无线电转播”通过了专门决议。所有的对外宣传都掌握在严格的党的控制之下。决议的条款之一就规定对德广播“主要”是报道内部消息，是通过塔斯社“获得”的有关莱比锡庭审的消息，“不存在对德国政府人员的个人攻讦”。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新闻司有责任“预先检查并批准转播”。
    这样，李特维诺夫在柏林同牛赖特举行了会谈，有关新闻问题的冲突也已经解决，并签署了牛赖特-欣楚克联合公报。公报表达了一些共同的意见，即“现存政府体系的分歧”不应该成为加强两国关系的障碍。后来，在涉及苏联与法国和波兰的关系时，苏联人民委员会又“戏言”补充认为，苏联乐意看到“德国对它们的友好不断增强”。换言之，李特维诺夫“勉强”完成了党的指令，也让德国人知道，苏法和苏波关系在莫斯科看来与苏德关系的状况和前景直接相连，而苏德关系对苏联来说才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这一状态又由斯大林在1934年1 月召开的第十七次党的代表大会上得到了确认。在谈及苏德关系紧张加剧时，他说，“问题并不在于法西斯主义”，还例举了苏意关系的“最优”经验。在重复了问题不在法西斯主义，“而在于德国政策的变化”后，斯大林明确的意思是准备回到过去的苏德合作的政策上去。这一切还表现在，也是斯大林所说，当时苏联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出现了“向好的方向的转变”，包括与法国的关系。这种转变正是由于德国纳粹上台后欧洲发生的变化所引起的。
    现已解密的档案文件对斯大林关于苏意之间“最优”关系的认定是一种有趣的诠释。这是苏联驻意大利外交代表波将金（В。П。Потемкин）给斯大林的一份呈报。仔细阅读这份文件，联系苏联对1933年签订的四国公约（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强烈的否定立场，就可以对斯大林的领导在与德国和意大利的关系中所持的真正的、而不是假装的意图得出一系列的结论。在这份呈报中可以看出，对墨索里尼5月28日关于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是赞成还是反对的问题， 主管外交部人民委员会欧洲司的克列斯京斯基（Н。Н。Крестинский）认为推迟签订在“政治上”是不利的。同李特维诺夫相呼应，他要求政治局同意与意大利人进行谈判，以苏法条约为基础，并“力求改变某些条款以于我方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