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史学是史学的一个新成员，现已成为新史学的研究热点之一。家庭既是一个社会细胞，又是个人活动的一个舞台。研究家庭史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家庭生产是家庭的主要职能之一。恩格斯在1884年出版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页。）本文主要讨论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物质生产、人口生产以及这两种生产之间的关系。
    一
    家庭的物质生产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直接物质生产，另一方面是生产的组织形式。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家庭的直接物质生产职能退隐，家庭生产的组织形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表现为工厂雇佣制度的出现、劳动力队伍的扩容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家庭关系的变化等方面，但是传统的生产部门、家庭劳动仍然存在，继续发挥作用。
    在历史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家庭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家庭成员一起工作，互相合作，形成了一个彼此依赖的单位。工业革命的发展使家庭企业逐渐让位于工厂，家庭成员成为独立的雇佣劳动者，社会的各个阶层出现了雇佣劳动的现象，他们的工作地点与居住地点分离。工厂工业在产品质量控制方面改变了传统的放任自流的做法，一般是按投入来支付工人工资。由于在生产过程中的互相协作，劳动者之间互相借鉴、学习，劳动者的群体效应得到充分发挥。工业革命有效地利用了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使生产率的史无前例的增长成为可能。英国首先受惠于此，其资本从1750年的5亿英镑增长到1800年的15亿英镑、1833 年的25亿英镑和1865年的60亿英镑（注：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来的世界》（L.S.Stavrianos,The World since 1500:AGlobal History），新泽西1979年版，第227 页。）。根据菲力斯·迪恩对总人口的人均收入所进行的计算，1700年人均收入大约是每年8-9英镑，经过50年增加到12-13英镑，到1800年增加到22英镑，而到1860年则又翻了一番（注：布里格斯：《英国社会史》（Asa Briggs, ASocial History of England），伦敦1984年版，第189页。）。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一时期人口的迅速增长，物质财富的增长速度是非常巨大的。
    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妇女和儿童开始大量被现代经济部门雇佣，他们开始部分地获得经济权利，成为工业生产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机器成了一种使用没有肌力或身体发育不成熟而四肢比较灵活的工人的手段。因此，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第一个口号是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第433 页。）在机器上工作并不需要什么力气，但手指却必须高度灵活。随着机器的使用，手的活动和肌肉的紧张逐渐被水力和蒸气力所代替，于是就愈来愈没有必要使用男人。1839年，英国共有工人419560人，其中女工就有242 296人，占工人总数的57.75%，其中棉纺织业56.45 %，毛纺织业69.5%，丝织业中70.5%，麻纺业占70.5%，陶瓷、煤炭等行业的女工也占不小比例。
    这一时期，家庭的生计取决于家庭所有成员的贡献，每个人都要帮助维持家庭生存，在大多数家庭里，父亲的收入不能满足最基本的需求，妇女以及有劳动能力的儿童的劳动所得对绝大部分家庭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在家庭收入中，已婚妇女工资收入微薄。因为企业主支付的工资较低，当时妇女与男子的工资比率一般在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之间，雇主认为妇女是依附于男子主持的家庭，并不指望自己的工资生存，因此没向她们提供“生活工资”（注：伯内特：《英国工业革命期间男女工资差别考察》（Joyce Burnette,An Investigation of the Female-maleWage Gap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Britain），载《经济史评论》，第L卷第2期，1997年3月。）。 工厂和家庭在空间上的分离和较长的工作时间给已婚妇女制造了外出工作的难题。
    家庭生产性职能的削弱破坏了家长制生存的基础，父亲不再是劳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失去了对家内成员的权威。随着家庭企业的减少，终身劳役变为契约劳动，传统的依附者在家庭之外得到了工作，家庭成员有机会自己谋生，在经济上不再依附于一家之主。男人需要由自己的妻子儿女共同维持家庭，妇女的劳动提高了她们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新兴工业部门不仅制造出工业品，而且提供了可以购买这些商品的收入，创造了妇女和儿童挣钱的机会，还增加了收入的不平等性。在新兴工业部门就业的妇女儿童收入和挣钱机会的增多既增加了家庭收入，提供了超出生活必须的剩余，藉此购买制造品；又使妇女控制了相当一部分家庭财源，使得妇女能够购买服装、装饰品和瓷器之类的消费品；这样就改变了需求模式（注：霍雷尔：《内需和英国工业化》（Sara Horrell,Home Demand and British Industrialization），载《经济史杂志》，第56卷第3期，1996年。）。总体上来看，家庭的平等性有所加强。
    必须明确的是，在工业革命时期工业部门只是一个生产部门，人们的职业分布很广，从事农业、园艺和建筑、家佣的人数很多。1800年有40.8%的男工在农业部门就业，1840年仍有28.6%（注：克拉夫茨：《工业革命》（Nick Crafts,The Industral Revolution），载于弗拉德、麦克洛斯基编《1700年以来的英国史》（RoderickFloudandDonald McCloskey ed.,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since1700.），剑桥1994年版，第45页。），只不过因为工业部门是一个新出现的经济先导部门，其就业人数比重、收入逐渐增大而特别引人注目罢了。
    家庭生产仍然存在，家务劳动是仅存的生产性家庭活动，家庭内部提供了成员所需要的一些服务，并生产一些商品，它与工业生产方式并存，但独立于工业生产方式。史学大师布罗代尔对此进行过精辟的论述：“在市场的下面，还横亘着一个不透明的、由于缺少历史资料很难观察的层次；这是每个人到处都能遇到的、最起码、最基本的活动。紧贴地面的这个层次，其厚度简直令人难以想像；由于没有更好的说法，我姑且称之为物质生活或物质文明。这种表达方法显然有点含糊……人们总有一天会找到一个恰当的说法，以确指这一底层经济。它代表尚未成形的那种半经济活动，即自给自足经济以及近距离的物物交换和劳务交换。”“这些活动即使在工业化国家中也无从统计，它们不是至少要占国民产值的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吗？”（注：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顾良、施康强译，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0-21页。）实际上，自古到今，家务劳动一直存在，无非是它在整个生产中的比重有些变化而已。在工业革命时期，家务劳动存在的广泛性使得参加工业生产的妇女并不能因为参加工作获得经济权利而得到解放，相反，却加重了她们的负担，因为以前由她们承担的家务劳动依然得由她们在工作之余来完成。
    还需要说明的是，从社会结构来看，社会上层、中层、下层的家庭结构不尽相同，工业革命时期，它们在家庭生产方面必然存在差别，但上述内容具有典型性，我们才重点关注，相对而言，其他变化就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