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人类要生存，首先必须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资料问题，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都出现了迅速发展，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人类能够改变与自己生存息息相关的环境，相对人类而言，适合生存的环境容量是一个变量，取决于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在工业社会中，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资源的能力提高，所能利用的自然资源的种类、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新资源的开发利用使人类减少了对农牧业的依赖，人口与资源的对比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经济增长不仅赶上人口的增长，而且大大超过了人口增长，人们不仅衣食无虞，还出现大量的剩余。因此，工业革命放松了对人口的消极抑制，促成、导致甚至是鼓励一个时期人口的迅速增长。英国人口的迅速增长表明英国获得了一种物质文明上的进步，使英国人有了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陶瓷富商韦奇伍德出生地的变化就是一个显例。当韦奇伍德1730年在斯塔福德郡出生时，这里粘土多，不适于耕种，农业生产只能养活少量人口，道路少而坏，没有城市，只有一些茅草屋顶的村庄。以韦奇伍德为代表的创业者在这里因地制宜发展陶瓷生产，几年就使这个地方的面貌彻底改变了，以至韦奇伍德后来能够说：“工人们赚的工资几乎比以前多一倍，他们的房屋大多数是新的、舒适的，田地和道路也是显著的、最令人满意的和最迅速的进步。这种可喜的改变是劳动或工业所创造的。”（注：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杨人楩、陈希秦、吴绪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15-317页。）还有人在谈到工业革命时则说：“我们搬走了大山，并将大海变为通途。”（注：摩根：《牛津插图英国史》（Kenneth O.Morgan ed.,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Britain），牛津1984年版，第420页。）
    这一时期，关于植物和家畜的新科学知识的出现、运输的改善、医药卫生的进步、较好的营养以及较高的生活水平，实际上已经消灭了多种疾病，减少了许多其他疾病的发生，死亡率已经下降了。据研究，在死亡率的下降中，与空气有关的疾病减少所起的作用占44%，与水和食物有关的占33%，与微生物有关的占15%，其他原因占8 %（注：伍兹、伍德沃德：《十九世纪英格兰城市疾病和死亡率》（RobertWoodsand John Woodward,Urban Disease & Mortalityin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伦敦1984年版，第29 页。）。在死亡率的下降中，最重要的是婴儿和青少年死亡率的急剧下降，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财富的增长对生育行为有直接影响，只不过两者之间存在一个“时滞”。剑桥大学人口研究小组研究发现，婚配率、出生率的变化曲线与实际工资指数的变化曲线基本一致，只是婚配率变化比实际工资指数变化一般迟25年左右，而出生率的相应变化又比婚配率迟10-15年，与实际工资指数变化的时间差为40年左右（注：王渊明：《历史视野中的人口与现代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5-156页。）。
    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出现严密、科学的分工，分工是比较温和的竞争方式，是生存竞争的基础结构，因为分工使人们不必要消减竞争对手，可以共存、合作，可以建立起一种相互依赖的合作关系，防止社会解体。分工提高了工作效率，随着分工的发展，更多的人找到了自己在社会上的立足点，免于面临的死亡命运，使得同一空间的人口密度大幅度提高。家庭成为人口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蓄水池。
    人口增长对消费水平会产生影响，人们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社会把大部分收入用于购买食物，随着收入增加，食物方面支出的比例下降。1787-1796年间食物开支在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为73.5%，1830-1839年则为61.5%，1840-1854年间为64.0%（注：霍雷尔：《内需和英国工业化》。）。这说明人口增长还对工农业产品的分配发挥作用，这种作用以人均收入变化和相对价格变化两种方式表现出来。而购买食物的份额下降，用于购买工业产品的份额上升。因此，工业品的需求不仅依赖于国民总收入，而且与消费者的数量有关。发展经济学指出，“在消费品导向的工业化过程中，资本积累与保证一定的消费水平之间的矛盾容易调整，而且，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积累与消费之间的矛盾愈益缓和”（注：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0页。）。 不能把消费看作是同积极的生产方式相反的一种消极的吸收和使用方式，而必须将之视为一种积极的建立关系的方式。英国工业革命肇始于纺织等轻工业部门，这些部门的发展有赖于消费水平的提高，轻工业的发展又为消费提供了条件。英国工业革命的最初目标主要是满足消费市场，如果抑制消费必然会使工业革命的步伐放慢。因此，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人口增长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为工业革命提供了资金，促进了工业革命的发展。
    人口增长可能降低工业品的相对价格和实际工资，抑制节省劳动力革新的研究。对此，我们要看到，如果廉价劳动力是工业革命的一个重要因素，人口增长在确保大量劳动力供应方面有一定的作用， 这样， 1750年后人口增长才可能成为影响工业革命的一个积极因素。不过，人口增长也意味着把必要的资本积累转向雇佣更多的工人（注：莫克：《工业革命经济学》（Joel Mokyr,The Economics ofIndustrial Revolution），伦敦1985年版，第24页。），会产生负面效应。
    生育控制是一种重要的家庭行为，卡尔-桑德斯指出：“在所有的时代和地区，自动控制几乎都在起作用……这种自动控制比因大量死亡而减少人口更有效果。”（注：亚·莫·卡尔-桑德斯：《人口问题》，宁嘉风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33页。 ）马尔萨斯曾提出用“积极的抑制”和“道德的抑制”两种方法来控制人口增长。通过避孕措施来完成生育控制的机制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19世纪，英国诺尔顿有关避孕问题的小册子出版了20万份。消极控制可能通过多种商品和劳动力市场机制来运作。有人发现当时的社会心理是：孩子的出世有使母亲有失去生命的风险，会给妇女带来失去工作的危险，因此，孩子的出生带来了恐惧和担心（注：赖因哈德·西德尔：《家庭的社会演变》，王志乐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1页。）。这种看法是颇有见地的。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的高度后，生活水平的高低受制于家庭的规模的大小，家庭成员只有受到足够的教育，才能产生财富，教育又需要相当高的费用，因此，限制生育的观念形成了，在工业革命后期尤其如此。
    在讨论两种生产的关系时，济贫制度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马尔萨斯认为济贫法造成了英国人口增长和人民生活贫困，有人进一步说它引发了一种奇怪的现象：“斯宾汉姆兰制度的另一个影响是刺激了人口增长……在斯宾汉姆兰制度下，儿童的确成了一个生财之道，有些地方把一两个私生子看成一份嫁妆，有一两个私生子的青年妇女就比较容易找到丈夫。”（注：莫顿：《英格兰人民史》（A.L.Morton,A People's History of England），伦敦1979年版，第343-344页。 ）实际上，研究证实济贫和人口出生率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1834年新济贫法的条款中废除了与儿童有关的款项，表达了适当评价婚姻经济后果的意愿，带一个孩子的寡妇每周所得不可能超过1先令6便士（注：《1834年济贫法报告》（The Poor Law Report of 1834），巴尔的摩1974年版， 第263页。）。
    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物质生产的发展改变了人类单一依靠土地的生产方式，增加了财富，使人口增长成为可能，人口增长又反过来成为英国工业革命的推进剂，当两者发展不协调时可以通过生育控制等来达到平衡。质言之，在英国工业革命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两种生产互为因果、互相制约，形成社会发展的良性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