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的情况很多：一些消息似乎是来源于国外的情报，先在国外的报纸上刊载，然后再由苏联国内转发。其实，这些都是苏联谍报机构的策划。
    不久，萨布林向巴黎大使联合会通报，在一份严肃的英国定期出版物中有一篇文章，题目是《德国、俄国和日本》。文章谈及的正是上述提到的戈培尔与贝克的交谈：德国和波兰可能由于苏联的原因而平息相互的分歧。文章还补充了一点，即当日本对苏联发动进攻时，这种可能就会实现。
    英国对上述问题的立场也会使人产生兴趣，因为没有英国的加入，要想在大陆上达成一致就显得更加困难。
    从萨布林的一系列信件中，可以对英国这个欧洲关键大国的立场形成一个完整的概念。根据这些资料判断，英国意识到，其“辉煌孤立”政策的时代只属于19世纪，但是它仍一如过去那样担心在欧洲确立某一大国的强权地位，包括恢复法苏联盟。伦敦也知道，东方公约自建立之时就将具有反德性质。这个计划之所以引起“特别的谨慎”，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英国对苏联的决心表示怀疑，可能苏联也像沙俄一样，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德国进攻法国时才会给以帮助。这种担心还在于，由于新的分裂而形成的“欧洲任何新的动乱”“只有对莫斯科的共产党人有利，延长他们的政权”。当然，伦敦在对苏联的关系中绝对不怀好意。1934年3月底，萨布林写道， 西方大国“为了保证自身的未来”，纷纷容忍德国向东部扩张的企图，“只要这样能够减轻西欧的紧张状态”。但是，一切都有自己的极限：“我们的王牌”，也就是俄侨们的王牌，萨布林不无理由地指出，对许多国家而言所“迫切需要的”是建立和支持足够的反抗运动，以防日本和德国的扩张。最后写道：“假如德国最终吞并了奥地利，或者把自己的优势扩张到了波兰或罗马尼亚，那时唯一可能反抗它的就只剩下一个俄罗斯。”
    1934年2月24日迈斯基的那封分析信件读来也饶有兴味， 特别是这位苏联外交代表对事态变化的观察的那一部分，正如迈斯基所写的那样，“引起了英国社会广泛的关注”。这些变化的实质就是，英国人已经认识到，希特勒德国对欧洲世界而言“是一种甚于苏联的更加直接的危险”。在此，这位外交代表还引用了丘吉尔对以“俄国的朋友”闻名的保守党议员布特比（Р。Бутбъ）的一段话：“世界的局势已具有这样的性质，也许，应该对您的朋友们采取更加友善的立场。”
    莫斯科对已出现的局势异常关心，1933年7月15 日在罗马签署了四国公约（但未被批准，因而未曾生效）；1934年1 月签署了波德互不侵犯条约。1934年3 月政治局关于建议德国接受波罗的海联合宣言的决议，足以表现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对德波条约的关切。在完成这一使命时，李特维诺夫带来了政治局研究过的宣言草案。奇怪的是，该草案的序言称，波罗的海沿岩国家早已就是“旧俄罗斯帝国的成员”。这一别出心裁的声明，正是从历史的前例中寻找证据的。众所周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1939年8月23 日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协定时也引用了这个前例。
    苏联关于签订波罗的海宣言的建议，可以说是只赢不输的。莫斯科认为，德国政府的肯定回答将会使东欧的形势和苏德关系得到好转；而否定的回答则将在全世界面前暴露出德国对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侵略图谋。
    当时，法国和苏联为签订东方公约--关于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芬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之间的互助条约--的共同努力还在继续。正如大家所知，签订这个公约的想法产生于1933年末，当时，随着德国示威式地脱离国际联盟和退出裁军会议，法国和苏联就开始了旨在欧洲东部设立侵略屏障的谈判。后来， 又建议让德国也加入谈判进程。1934年7月的上半月，路易·巴尔图访问了英国，以求取得支持。 李特维诺夫在给斯大林的信中评论这次英国之行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果”。这里，李特维诺夫是指英国赞成东方公约和洛卡诺公约的筹划国之间“继续加强联系”，也正如李特维诺夫所预料的那样，英国“正企图阻挠法苏保障条约的签订”。他对英国赞同态度的解释是，英国可能相信德国和波兰会拒绝这个公约。另一方面，李特维诺夫认为，法国的参加对美国的影响也是无疑的，因为这个“一会儿说东一会儿道西的国家，假如公约签订不成，就会与苏联结成军事同盟”。
    李特维诺夫接着写道，所有这一切就提出了一个在他同巴尔图的会谈中未曾预见到的问题。所以现在必须决定：第一，苏联领导是否赞成法国的保障扩展至德国；第二，苏联领导是否赞成以德苏法三方协议取代苏法两方协议。信上还附了一份政治局关于赞成的决议草拟稿。
    联共（布）中央书记处属下的国际情报局的领导人拉杰克（К。Рачек）于1934年8月对欧洲局势也作出了详尽的分析，对英国、 法国、波兰、德国、意大利等国对公约的态度进行了比较，并对公约的前景作出了推断。他认为，当时正处于“最最重要的时刻”。
    在如此复杂的情况下，苏联加入国际联盟的问题比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显然，这一步正是苏联战术应变的表现。1933年最后几天，当时苏法外交接触正在进行，冒出了一个苏联加入国际联盟的问题，政治局就这一问题通过了6点决议。这是由政治局委员讨论决定的， 当然也是在斯大林的监督下预先拟就的。
    自从德国拒绝与苏联共同接受波罗的海公约后，苏联就集中力量企图拉其加入东方公约。但是，苏联的这种努力有多少真诚？换句话说，克里姆林宫是否相信德国加入公约的可能性？官方的《苏联对外政策史》中写道，苏联政府“并不怀有幻想”：希特勒会赞成加入“限制其策动侵略的行动自由”的东方公约。
    苏德关于东方公约问题的外交接触，并未能影响事情的最终结局。然而，这样的接触具有一定的兴趣，因为它暴露了苏联外交的方法和手段。
    苏联方面努力使其与德国的关系不至走向完全破裂，这是显然的。斯大林并未丧失与希特勒改善关系的希望。当然，这不能不谈到李特维诺夫为铺平同西方民主国家、特别是法国的合作之路所作的努力。
    不管上述引用的关于1933～1934年间苏联对欧洲问题立场的新文献如何自相矛盾，但至少为当时欧洲政策的趋势的几个结论提供了足够的根据。在李特维诺夫的活动特点中，这些新文献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各强国的那种陈旧的力量配置思想，也暴露出东部地区欧洲集体安全思想必然的弱点。巩固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尝试之所以不能成功，其主要原因应该认为首先是德国的独裁体制，以及苏联执行的政策，正如这两个国家的行动（和隐匿的计划）所表明的那样，主要的并不是考虑在欧洲危险变化的局势下平衡各种相互抵触的和不同方向的力量，以谋求巩固大陆的和平，而更多的是考虑实现各自利己的和扩张主义的目标的期限如何更快临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