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中苏关系，经历了50年代短暂的“蜜月时期”以后，50年代末开始转冷，而到60年代初即反目成仇。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急剧的变化？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无外乎是中苏国家利益（包括主权）的冲突、意识形态的分歧及领导者个人之间的矛盾三种主要因素造成。但是，在这三种主要因素中，究竟哪种因素是首要的或根本的关键的呢？随着90年代初以来中苏关系一批新的文献资料（包括领袖著作、传记、年谱及其他中苏关系“见证人”的回忆录、访谈录等）的出版，特别是苏联解体后的俄国一批重要档案文献的解秘，使中苏关系恶化的过程及其原因，成为近年国际学术界战后中苏关系史研究的一个热点[1]。这些资料及研究， 虽然使中苏关系恶化的过程更为清晰，但总的来说，在阐述其原因时，一般仅仅是说“是”或“不是”，很少去论证“为什么是”或“为什么不是”，非常模糊。由于彻底弄清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关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及当代国际关系史，国际共运史许多重大问题，特别是要追溯“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这也是非常重要的研究前提。鉴于此，对上述三种因素，我将逐一撰文辩析。但需指出的是，我无意去说明中苏关系破裂双方谁负主要责任的问题，只是尽可能客观和科学地阐述导致中苏关系破裂的首要因素，揭开历史的迷雾，显露其本来之面目。这也许能给人们一点启示或教训。
    一般中国学者和政治家自80年代以来，就比较强调中苏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是中苏国家利益的矛盾。如邓小平1989年5 月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也曾明白地对他说，中苏关系的恶化，“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屈辱”。近年有中国学者撰文谈中国50～60年代的外交问题时，还特别批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将中苏交恶归因于意识形态分歧的观点，而强调国家利益冲突的因素[2]。
    所谓中苏关系恶化中的国家利益因素，大体可分为历史和现实两类。历史上主要是近代沙皇俄国曾侵吞中国大片领土和攫取过中国东北的一些权益（中东铁路、旅顺和大连等）；十月革命后，不仅那些领土成为苏联及今天俄国永久性疆域，而且苏联还一手操纵了外蒙的独立[3] ，并一再恢复曾失去过的昔日沙皇在中国东北的那些权益，这些权益直到1954年赫鲁晓夫执政后才完全交还中国。这里说的现实中两国国家利益的矛盾，主要是指赫鲁晓夫执政后产生的一些新问题，即因中国学术界和政界后来普遍指责的“苏联试图侵犯中国的主权和在军事上控制中国”而产生的矛盾。其中主要的表现是苏方提出在中国领土上合作共建中苏联合舰队与长波电台而遭毛泽东一口回绝，结果引起赫鲁晓夫单方面中止1957年10月签订的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提供苏方曾答应给的原子弹样品；与此同时，苏方还批评中国对台湾采取的方针政策，指责炮轰金门、马祖；特别是在中印边界冲突中，又采取貌似中立、实则偏袒印度的政策；以后随着中苏意识形态分歧的加剧，苏联又撕毁合同，撤走专家，使中国经济遭受严重的影响，从而造成中苏国家关系破裂成为无可挽回的必然趋势。
    诚然，认为国家利益的矛盾是中苏关系恶化的首要因素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按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基本原则和常规，国家利益通常被摆在一国对外政策第一位；特别是在研究中国对外关系时还有一种特殊的民族心理不可忽视，即因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闭关锁国传统和近代中国所遭受的屈辱的影响，造成中国领袖和中国人民对外国势力进入中国之类的问题特别敏感，稍有不测就有可能激化矛盾。但我认为，这种已经凝结在现代中国民族性中的心理因素，对于一个政府或某位国家领导人来说应该是可以克制的；这段历史也并不主要是照那种常规发生和发展的，过份强调国家利益对中苏关系恶化的影响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仔细分析和疏理50年代中苏关系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和发展，我们可以看出，至少有三项重要史实，质疑或制约国家利益矛盾为中苏关系恶化的首要因素之说。
    其一是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对中国国家利益的损害与斯大林在世时期相比，可说是小巫见大巫、芝麻比西瓜，可关系的恶化却偏偏发生在赫鲁晓夫当政时期。以往中苏两国的政治家和学者，从苏方领袖个人责任上说，通常也指责是赫鲁晓夫弄坏了中苏关系。若说国家利益是首要因素的话，这不令人觉得奇怪和自相矛盾吗？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关系虽然并不很融洽，但二者关系也并不对立，矛盾并未激化。特别是因居被国民党政府称为“匪党”的地位，中共对苏联与国民党政府在外交上的一些阴暗面，从不当然也用不着去批评。但是，新中国建立后到斯大林逝世前，虽然斯大林与新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了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从而为平等地发展中苏两国的外交关系奠定了基础。但斯大林对签订此项条约本身实际上也是很不情愿的，并曾有意冷落了专为此而来的毛泽东。根据这项条约，象旅顺和大连港口归还中国当然也只是时间问题，可毕竟还是赫鲁晓夫执政后才主动提出并最后实现的。并且，不久赫鲁晓夫还主动向中国移交了斯大林作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附加条件，苏联强制性参与的几家中苏合营公司的苏方股份；特别是主动中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这个协定除规定中国须向苏提供钨、锡、锑等战略原料以偿还贷款外，还规定除苏联外不能再允许第三国在中国东北和新疆有租让权和从事一切经贸活动的权力[4]。 从而完全放弃了苏联在中国东北和新疆这两个“势力范围”（毛泽东甚至说是“两块殖民地”）[5]。另外，1956年， 苏方还将因不合理的贸易结算方法多收的款项归还给了中国。如此等等，可以看出，中苏国家关系，特别是两党关系的恶化怎么就偏偏发生在对中国国家利益更为尊重的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而不是斯大林时期呢？并且有资料表明，从党和国家利益上，毛泽东对斯大林的不满更胜于赫鲁晓夫。如据俄罗斯一位前中苏关系“见证人”回忆说，有一次在与苏联领导人的谈话中，毛泽东说自己要写一本关于斯大林的书，斯大林曾经反对中国革命。他说这本书很可怕，因此要在他死后一万年才发表[6]。 但后来毛泽东事实上又更多地表现出了对赫鲁晓夫的极度不满，这明显的是还另有其他更重要的因素。也因此，当赫鲁晓夫在成为“退休金领取者”听说竟有人指责是他导致了中苏关系恶化的时候，则感到非常的冤枉和愤愤不平，并在他的回忆录中历数了许多斯大林在损害中国国家利益上表现更为恶劣的言行[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