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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恶化之首要因素为国家利益说质疑(2)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报 骆晓会 参加讨论

其二是假若当时中苏两国领导人都是以国家利益为重的话,那么双方对当时许多理论分歧和局部国家利益的争执,是应该有所克制的,以保证国家利益或以牺牲小一点或局部的国家利益(象斯大林时期中国的对苏忍让政策那样),去换取更多更大或更完整的国家利益。但遗憾的是,双方都并没能做到这一点。
    当赫鲁晓夫亲自到北京请求毛泽东同意中苏合建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以协调苏联潜水艇在太平洋水域的活动(目的是对付美国),而遭毛泽东毫不留情地拒绝之时,人们很难理解象毛泽东这样精明的中国领袖,怎么会想不到这种僵硬和毫不妥协的立场会带来什么样的恶果;而且他也不可能不知道当时中苏在军事领域的密切合作情况,如1957年两国就签订有包括苏方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的国防新技术合作协定,不久中方又已经提出要苏方提供潜艇的设计图纸并教会制造技术等要求[7];同时,毛泽东也不可能不懂外交往来的互利互惠原则。特别是,客观地说,苏方提出的要求虽然如前所述对中国人来说很敏感,但明显并没有超出当时中苏同盟的范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本身有军事同盟性质)。所以,毛泽东当时所持立场和态度如果单从国家利益方面来说的话,确实令人费解;尤其是他在与赫鲁晓夫就有关建立共同艇队和长波电台一段唇枪舌剑的较量[8], 更让人感到是毛泽东把事情看得过于严重了。
    在与赫鲁晓夫“过招”之前,毛泽东就已对当时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斥责了一顿。说“在军事上搞‘合作社’是不适当的”(那要苏方帮助研制核武器提供原子弹样品更不适当),“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也不行”;“你们可以说我是民族主义者,如果按你们说的办,我就可以说你们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了中国的海岸!”尤金支吾其词,毛泽东说:“你讲不清,请赫鲁晓夫来讲!”这样,赫鲁晓夫专程来华与毛泽东“商量商量”。可是无论赫鲁晓夫怎样向毛泽东解释,毛泽东的回答几乎都是简单、明了、干脆的几个字:“不行”、“不能”、“不要”,“我们不想再听到这件事”。末了,毛泽东还“像是给赫鲁晓夫上课一样”,颇有教训意味地说:“英国人、日本人、美国人在中国呆了很久,被我们赶走了!赫鲁晓夫同志,我再说一遍,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达到自己的目的!”“中国人是难同化的,过去有多少个国家想打进中国来,结果呢?那么多打进中国来的人,最后还是站不住”。赫鲁晓夫听了面无表情,一言不发。
    毛泽东后来在一次内部报告中说得更尖锐,给人一种在过份渲染中苏矛盾的印象:“苏联要求与我们搞联合艇队,还不是搞殖民主义!过去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搞不平等条约时,还弄个什么51%是袁世凯的,49%是日本的,在表面上以示区别谁是主权国。可是苏联要求在中国领土要与中国共同搞联合艇队,各占50%,这不是比日本帝国主义还帝国主义吗?还要求与我们共同搞什么长波电台,还不是搞我们的情报!”[9]看来,上述我们提到的中国的民族性中,在毛泽东的意识中, 还潜藏着历史上中苏两党在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及苏联关系上的一些阴影。
    由于这番“交锋”导致的恶感,加上赫鲁晓夫在京期间受到种种冷遇,使他耿耿于怀。赫鲁晓夫下决心不让中国人掌握原子武器的生产技术,下令停止供应加工铀矿石的设备。并于1959 年 6 月单方面撕毁了1957年10月双方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议”[10]。而这种恶感的继续和相互传递、恶性循环,则使两党两国关系的恶化不可逆转,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那么,这里一个主要的问题是,苏方提出的共建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到底是不是对中国主权的损害?如果有损害,那么损害的严重性又有多大?对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如果以较冷静、客观和开放的眼光来看的话,可以说无论从哪方面讲,也不会构成对中国主权的侵害和威胁。在当代国际关系史上,具有军事同盟关系的国家或集团,这样的合作不胜枚举。就是象美国在其西欧各盟国驻军,越南将金兰湾提供给苏联作为军事基地,也不是我们以前所认为的那样,西欧诸国和越南就成了美国和苏联的傀儡;而建一个长波电台即是损害中国主权或怀疑赫鲁晓夫另有什么图谋,那么此后不久人造地球卫星满天飞,那不更让人寝食难安,惶惶不可终日?因此,毛泽东的态度不仅使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领导感到莫名其妙;这也让1997年参加中美学术机构共同举办的名为“中苏关系与冷战”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中外学者感到迷惑:觉得共同舰队问题“给当时的中苏关系造成了极大的紧张。现在看来,这种紧张实际上同事情本身并不相符”。故问到会的几位“中苏关系亲历者”,“当时苏方是否做出过努力,向中方解释以消除紧张”?苏方见证人库里克在回答所提问题时介绍说,共同舰队和长波电台实际上首先是由一些苏联军人为对付美国从纯军事角度提出的,而赫鲁晓夫当时也如实向毛泽东作了解释。并且,当时毛泽东听了以后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咱们之间的乌云就散掉了”。赫鲁晓夫赶快说“根本没有乌云嘛”[6]。
    当然,从事后毛泽东的许多言行表明,这并没有真正消除其心中的“乌云”。如前所述,毛泽东在一些高层会议上,仍然在斥责苏联的“殖民主义”。但是,这种斥责是出自内心的自觉,还是一种有意的渲染?这已属笔者将另行撰文辩析的问题,即属中苏关系恶化的首要因素是否两国领袖个人因素的范畴了,故限于篇幅暂不在此详加讨论。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实际上在当时中国包括彭德怀在内的一些高层领导人中,也是有截然不同的观点的。即“认为答应苏联的要求是值得的,可以接受这样的条件”[11]。众所周知,彭德怀不久即在庐山会议上被解除国防部长职务。即便其解职这明显不是主要原因,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关联。因为它就发生在彭德怀率一个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东欧归国后不久。据李锐的回忆录《庐山会议实录》所记载,在庐山会议讨论时,因彭曾被赫鲁晓夫称为“国际英雄”,故当时就有人向彭德怀射去一支“恶箭”,即质问其写作“万言书”,“是不是从外国取了经回来了”[12]。
    从以上材料和分析可以看出,毛泽东在中苏共建“共同舰队”和“长波电台”问题上的主权危机感是虚幻的,事实上并不存在,至少不是其所说的那么严重;或许至少说这是具有诗人浪漫气质的毛泽东的自我感觉和自我意识(如果没有其他个人因素的话)。若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人们的思想意识是不能决定历史的发生和发展的。毛泽东用虚幻的国家主权的危机,换取了实在的国家利益的损失。这里我们简单引述一下一位中苏经济交往的中方知情人,叙述50年代苏联援建中国的项目和后来苏联“背信弃义”(苏联则指责中方“忘恩负义”)撕毁合同、撤走专家使中国遭受损失的情况,也许不是多余的。他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援建的‘156项’填补了我国工业的空白, 大大提高了原有工业的水平。此后,中苏双方于1956年4月7日、1958年8月8日和1959年2月7日先后又签订了三个协定,包括158个成套设备项目。 连同前述的‘156项’,共计304项……苏联向中国提供这些成套设备项目,对于中国基础工业的建设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而因关系恶化,则使尚未完成的部分项目中断,并“使我国40多个部门的250 个企业和事业单位陷入瘫痪状况”[13]。对此,毛泽东只能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来掩饰这种后果,以大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来自欺欺人。不过,对毛泽东本人来说,其不能容忍苏联在中国搞“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到底是近代中国的屈辱还是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传统的闭关锁国思想的潜移默化影响,或还有其他什么个人想法?则有待于档案的进一步开放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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