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是在相当长的时期中，中国处理对外关系所奉行的方针和原则，往往并未将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是国际主义高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重于国家利益。
    在对外关系中涉及到经济利益，中国领导人以往一般是比较慷慨大方和不斤斤计较的，很注意自己国家的外部形象。这不仅表现在对外援助（如对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及第三世界许多小国的经济援助），也表现在接受援助上。如据新近解密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中所见的《斯大林与中共代表团的会谈纪要》可知，1949年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秘密访苏，双方在谈到苏联贷款给即将成立的新中国时，考虑到中国境内仍有内战、困难很大等因素，苏方决定以优于苏联贷给东欧国家贷款年利息2%的条件（即1%），贷款给中国。但毛泽东得知后却打电话给斯大林说1%的年利率太少，要求增加；斯大林笑着对刘少奇说， “如果你们坚持高一些的年利率，那就是你们的事了”[14]。而在出兵朝鲜决策时，毛泽东本来还可以就苏联的军援，特别是空军掩护等方面与斯大林多一点讨价还价的。因为当时苏联为避免与美国直接冲突不可能直接出兵，但又需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扩张进行遏制，所以斯大林急需中国出兵为苏联“打头阵”。然而，为了打消斯大林心中“半个铁托”的疑虑，毛泽东则在尚未获得苏联允诺更多的援助，特别在尚未获得苏联空军的有效空中支援之前，就作出了迅速出兵的决策（此前，周恩来曾秘密赴苏谈判，并向苏方表示了中国暂不出兵的意见及种种困难，明显的用意就是多争取一点苏联的援助）；并由毛泽东自己提出“希望以贷款方式”，而不是让苏联无偿提供志愿军需要的武器和装备[ 15～16]。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史上，对外方针和政策的非意识形态化是从1969年中美关系的缓和才开始的。50年代初“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就是由意识形态因素决定的。因为当时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两大阵营营垒分明，使中国共产党人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余地。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难道倒向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50年代后期，中苏两党及其领导人能摆到桌面上或能在媒体上进行争论的，首先也是意识形态分歧。而60年代初中苏两党关系的恶化最具体和严重的表现之一，亦是所谓不点名的与点名的大论战。因中苏关系恶化的首要原因与意识形态因素的关系问题，我将另有专文论述，故在此也就不展开分析了。
    中国的对外政策以往比较疏忽国家利益因素，这在领土主权问题上也有表现。首先，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外交政策有时甚至是在一个很短暂的时间范畴之内，也是前后矛盾或内外冲突的。如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发生的波匈事件，抑或仅仅是匈牙利事件，中共开始是从现代国际关系准则（国家独立、领土主权不容侵犯）出发，坚持反对苏联出兵干预；可后来因“匈牙利事件性质”发生变化，又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义务”的立场，坚决要求赫鲁晓夫出兵平乱[17～18]。并且，令一般人感到不解的是，中国领导人为国家利益和领土主权与苏联领导人有好一番较量，可当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在1957年大鸣大放大字报，提了中俄关系史上不平等条约以及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击溃日本关东军后，将那里的机器设备作为“战利品”搬到苏联等问题时，又被打成“右派”。当然，这后一种矛盾现象，熟悉50年代历史的中国人就知道，这是因为中苏两国领导人在许多重大问题（包括国家利益）上的分歧，最初（50年代）并没有在社会上公开，所以当有人竟敢公开提出社会主义“老大哥”的问题时，自然就被当成了典型的“右派言论”或“阶级斗争新动向”。也因此，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著名历史学家黎澍曾经指出，在60年代以前，中国共产党人因考虑到中苏两党之间的关系，一般“不注意研究中俄关系”，甚至“不提或者很少提到沙皇俄国曾经大量掠夺中国领土的不愉快关系”[19]。与此相对应，在中国70～80年代针对苏联外交政策发表的有关文章，也可以经常见到对所谓“民族利己主义”的批评，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衬托出中国政府以及社会舆论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和立场。
    综上所述，我认为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的恶化，是许多因素（主要是中苏国家利益冲突，意识形态分歧及领导者个人之间的矛盾）累积并相互促进、交互影响下造成的。如果非要从这些矛盾中，找出一种首要的或根本的、关键的因素，那么也不应是两国包括主权问题在内的国家利益的冲突，导致了中苏关系由盟友走向了敌对，由兄弟变成了仇人。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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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M].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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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659～665，670.
    [8] 李同成。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交锋（连载）[N].环球文萃，1996－08－04（7）。
    [9] 王鹤滨。紫云轩主人--我所接触的毛泽东[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