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21年的春天，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摧毁了苏维埃经济，把众多农民带到饥荒的边缘，苏俄农民中有四分之一在挨饿。全国各地的农民发动一系列叛乱，反抗布尔什维克政权及其粮食征用制度。列宁自己说，这“比全部白军加在一起还要危险”。在许多农村地区，苏维埃政权实际上已不复存在。忍无可忍的农民夺取村庄权力，切断对城市的粮食供应，饥饿的工人举行罢工。彼得格勒附近的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其水手曾在1917年10月帮助布尔什维克夺得权力，现在反过来发动兵变。托洛茨基曾称赞喀琅施塔得的水兵是“革命的骄傲和喜悦”，此时却亲自指挥向该海军基地发起军事突击。军事力量和无情的恐怖，也被用来对付农民起义。据估计，在镇压起义期间，被监禁或驱逐出境的有10万人，遭枪决的有1.5万人。列宁意识到，要扭转起义浪潮、促使农民恢复向城市供粮，布尔什维克必须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并恢复自由贸易。击败白军之后，布尔什维克便向农民作出让步。在1921年3月，列宁在第十次党代会上引进新经济政策，以相对宽松的税收来取代粮食征用制，使小规模的私人贸易和制造合法化。它偏重于农业和消费品的生产，置重工业发展于次要地位。
    在此期间，布尔什维克形成了犹如宗教组织一般的纪律：“党的学说是所有追随者的信条，集体作出的判断就是终极的正义。如果领袖指出某党员有罪，后者只得悔改，向党下跪，欢迎党的判决。如果为自己辩护，无疑是对党的意志抱有异议，是罪上加罪。这解释了为何这么多布尔什维克，即使是无辜的，也在清洗中认命。”（45页）
    剥夺财产与劳动惩罚
    然而，新经济政策好景不长，随着列宁1924年的去世，以及斯大林上台，斯大林在1927年底反对新经济政策。《耳语者》中的塞缪尔·拉斯金是一个在莫斯科做鲱鱼生意的小商人，1928年，莫斯科苏维埃再次向小商贩征收特殊营业税，他因为拒缴这特殊营业税的全部而被捕，先是短期监禁于莫斯科，后被流放到下诺夫哥罗德。返回莫斯科之后，他于1929年纯搬入自己购买的祖博夫广场的住宅。不料，新经济政策取消之后，就是废除了私有制。拉斯金的住房被国有化，一对老夫妇（知名的警方举报人）搬了进来，并且堂而皇之地占了两间大屋，而拉斯金一家不得不挤入一个小间，还要付租金。1929年11月，国家又征用了塞缪尔的鲱鱼生意。塞缪尔·拉斯金第二次被捕，然后被流放到沃罗涅日。当他1930年返回后，只能作为苏维埃水产业雇员，开始新的生活。
    而布尔什维克的运动远不仅于此，从1928年秋天起，苏共在农村开始实施大规模的集体化，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没收农民的生产资料，使其变为农奴。一些最勤劳的农民被划为“富农”，中央政治局1930年定出配额，最终要求剥夺100万“富农”家庭（约600万人）的财产，把他们送到劳改营或“特殊定居地”，而这一配额，又经过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地方警察和党组织的层层加码。
    在工业方面，斯大林从1929年开始搞工业化，并推动了目标过高的工业化，为此而强迫劳役。为了发展苏联寒冷偏僻的远北和西伯利亚，被大规模逮捕的各类“敌人”在古拉格从事超负荷的体力劳动。
    1931年8月，诗人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的父亲特里凡带着小儿子帕夫利克逃离利亚利亚定居地，到达斯摩棱斯克苏维埃大楼，希望亚历山大能够帮助自己，但是遭到拒绝。他在斯托尔波沃镇找到朋友一起喝酒，帕夫利克在一边睡着了。午夜时分，警察赶来逮捕特里凡--亚历山大出卖了他们。1935年，他的另一个弟弟伊万到斯摩棱斯克找到亚历山大，而后者告诫弟弟，让他赶紧离开斯摩棱斯克。
    在富农家庭出生、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身上不难看到，对于自己前程的担忧，以及根深蒂固的恐惧已经浸润于他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尽管也有内疚和自责，但是，地区党委书记鲁缅采夫1931年在会谈中的一番话，显然更让亚历山大印象深刻：“生活当中，有时必须在家庭和革命之间做出选择”。对于亚历山大而言，利害关系十分明显：如果顾及家庭，以亲情为重，除了牺牲自己的前程之外别无所获。而“大义灭亲”则能赢得组织信任，从而增加改变自身命运的几率。
    到30年代，苏联的老布尔什维克节节败退，新型的党员官僚阶层在工业级层崛起，人数在500-600万的“行政金字塔”建立。斯大林不再呼吁共产党人为党的事业牺牲自己的幸福，在1935年的集体农庄会议上，他告诉与会代表，人想拥有自己的东西不算犯罪。与之相呼应的是，以物质奖励为基础的社会等级制度开始形成。与此同时，社会控制并未松懈，人们几乎没有任何私密存在空间--内务人民委员会建立了一个秘密举报人的庞大网络，而共用公寓则为集体掌控提供了便利。
    从1937年开始，斯大林开始实施大恐怖。许多忠诚的布尔什维克高喊着“共产党万岁！斯大林万岁！”被处决。而德国对苏联的入侵，恰好为斯大林的极权统治提供了正当性与合法性。在共同抵抗外敌的情况下，苏联人勇于牺牲，将酷政带来的痛苦暂时搁置。此时的苏维埃不失时机地鼓动民众的爱国主义情绪，呼吁他们捍卫自己的家园和家人，并激发他们对德军的仇恨。而1941年之后，政权放宽对政治和宗教的控制，让苏联人产生了一些新兴的自由感。他们开始表达自己的不满，互相之间变得亲近。共度时艰，付出巨大代价的苏联人，普遍希望社会气氛更加宽松。但是，战争一结束，斯大林立即在军队和党的领导阶层推行新的大清洗，政治压制再度收紧，苏维埃继续宣传，要民众再做出一段时间的牺牲。从1945年到1950年，劳改营又收进100多万新囚犯。古拉格系统扩展成一个庞大的工业帝国，到1949年工雇用240万名劳工，比战前增加了70万。
    此时，大多数公民明确意识到私人自我和公共自我的差别，他们压抑自己具有潜在危险的想法和冲动，能够自如地应让自己问心有愧的道德困境。伊琳娜·亚历山德罗娃1946年进入列宁格勒理工学院经济学系注册时隐瞒了父亲的背部，在次年旅行考察的另一张表格中又披露真相--因为她认为“时代变了”。不料，差一点被学院开除。而更多人则选择隐瞒自己的污点履历。“有些年轻人拼命为自己的职业生涯着想，心甘情愿充当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举报人。安全机关喜欢从‘人民公敌’的子女中招募举报人，知道那些人很脆弱，其中很多人亟想证明自己是有价值的苏维埃公民。”
    而1953年3月5日的斯大林之死极具讽刺性：“西蒙诺夫得到的强烈印象是，除了莫洛托夫，这个小圈子的其他成员都为此松了一口气：这可从他们的脸上看到，也可从他们的语调中听出。”消息公布后，人们普遍感到震惊和悲伤，即使是那些遭到其迫害的人。而那些为斯大林死亡感到喜悦的人，“他们摆出悲伤的面孔，但严重缺闪烁着兴奋，互相打招呼时却有微笑的暗示，他们内心的喜悦昭然若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