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成为一种心理机制
    然而，苏联人的恐惧并不因为斯大林的去世而消除。暴君虽亡，恶迹犹存。斯大林体制犹如紧箍咒一样牢牢控制住了苏联人。其后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的恐怖政治不如斯大林时期严酷，但是，其压制性体制的主要特征仍然基本维持。持续数十年的恐惧情绪，已经从外部的弥漫，通过苏联人长期的呼吸而内化为一种对国家权力的自觉配合，并且在心头牢牢扎根。乃至时过境迁之后，其潜在的阴影仍然挥之不去。
    在《耳语者》中，作者展示了一个生动的案例。富农的女儿安东尼娜·戈洛温娜剩余1923年，她从上小学起就受到其他孩子的欺负。“我们是富农，政府可以生杀予夺，没有任何权利，只能在默默无言中忍受”。她在学校里受到其他孩子的欺负，都不敢自卫。有一次，教师找安东尼娜的碴，在全班同学面前说她“那种人”就是“人民公敌，穷酸的富农！遭到驱逐也是罪有应得。我希望你们都在那里死绝”！安东尼娜深深感到不公和愤慨，真想呼喊出来，以示抗议，但更深沉的恐惧却逼迫她缄默不语。其后，她努力学习，编造履历，并向两任丈夫隐瞒自己的过去。直到90年代中期，有两起事件促使安东尼娜逐渐冲破恐惧，鼓起勇气将自己的“富农”出身告诉女儿。
    第一件发生于1995年8月2日，这一天恰好是父亲1930年被捕的65周年。72岁的安东尼娜重访奥布霍沃村，她家曾在那里居住，直到1931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930年，奥布霍沃村虽贫穷，却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农业社区，总人口达317人，将近一半是孩子，有自己的教堂、学校和合作商店。到安东尼娜1995年重访时，古老的村庄仍有炊烟的只有9栋房舍，60年的集体化耗尽了奥布霍沃村人的青春和活力。全村仅存13人，其中11人已有60至70多岁。村里的妇女以她的名义，在伊万·戈洛温的家中安排聚餐-他是村庄里她家族中的硕果仅存者。最初的紧张气氛一旦烟消云散，村民们开始回忆起安东尼娜的父亲，称他是一个好农民，他的勤奋正是集体农庄所缺乏的。
    安东尼娜与过去达成和解的第二个转折事件，发生于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的沙尔铁地区。1931到1934年，她与家人曾居住于此，因此她特来这个“特殊定居地”故地重游。多年之前，定居地已被撤销，但从路上就能看到，营房的废墟仍屹立在高高的铁丝网之后。安东尼娜在附近徘徊时，遇到一位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当地妇女，她询问可否走进定居地，随即开始了交谈。那名女子透露：“我是富农的女儿，1930年被送来此地，我真正的家园是在巴尔瑙尔”。安东尼娜回忆当时她的反应：
    我感到震撼，从未听人公开说出自己是富农的女儿，像我一样。我从没想到，说出这些话语，可以不带一丝羞耻。更何况，这个女人讲出时明显感到自豪。我的一生，一直在尽力掩盖自己的富农出身。这个女人说话时，我环顾四周，看看旁边有无他人。后来，我开始思索，为何环顾四周察看有没有旁人偷听？我到底怕什么？我突然为自己的胆怯感到羞耻。然后，我大声说出：“我是个富农的女儿。”这是我第一次大声说出这句话，尽管在自己的脑海中，我曾自言自语一千次。周围没人能听到我的话，因为我独处在一条荒道上。但是，我仍感到自豪，自己终于大声说出来了。我走到河边，用河水洁净自己，然后为父母祈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