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而凸显出来的对原材料产地、商品销售市场和投资场所的严重依赖，各大国几乎无一例外地推行对外扩张。在欧洲大陆，1871年实现了统一并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迅速崛起成为最强大工业和军事强国的德国在19世纪90年代抛弃了传统的大陆政策而奉行新的“世界政策”。它不仅把目标对准了葡萄牙、荷兰和比利时等这样一些国家的富裕殖民地，还在各个方面对英国采取进攻态势。“德国谋求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企图对英国的优势地位构成挑战，在法国则引起民族主义忧虑”(12)。在欧洲之外，美国随着经济实力的膨胀不再安于孤立。它接连兼并了夏威夷，占领了菲律宾(1898年)，而且积极介入对中国的争夺。走上现代化的日本也跻身列强竞争行列，发动了甲午战争，开始了对周边国家的大规模侵略扩张。19世纪后期，几乎所有强国都卷入了这场对绝对统治权的争夺：英国和德国在东非和西南非，英国和法国在暹罗和尼罗河流域，英国和俄国在波斯和阿富汗，俄国和法国在摩洛哥和西非，相继发生了冲突(13)。在这一过程中，新老殖民者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1898-1905年间连续发生美西战争、英布战争和日俄战争。
    列强对殖民地势力范围的争夺与军国主义、民族主义情绪相互促进。在优胜劣汰、成王败寇的国际强权政治语境下，追求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最大限度的利益几乎成为强者的逻辑，诉诸武力成为追求强权的主要手段。欧洲国家从来没有像20世纪初那样在和平时期拥有那么庞大的军队。到1914年，欧洲大陆的每一个强国不仅都拥有一支庞大的常备军，而且在公民中间拥有数百万经过训练的后备军。“在1914年以前的那几年里，战争迟早要爆发的想法，可能使得一些国家里的某些政治家更决心去发动战争。”(14)人民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对之盲目追随。主张和平的声音和对欧洲相互残杀进行理性谴责的声音被淹没。“狂热的民族主义、建立强大的陆海军和视战争为显示男子汉气概而不是灾难的不受质疑的爱国主义是20世纪初的典型氛围。”(15)
    帝国主义体系内部错综复杂的利害冲突以及国际无政府状态，加剧了列强之间的相互疑惧，寻求盟友成为列强加强实力、缓解不安全感的重要手段。德国为防止法俄联手，避免两线作战，转而寻求奥匈帝国的支持。1879年10月，德、奥首先缔结了针对俄国的秘密军事同盟条约--《德、奥同盟条约》。1882年5月，德、奥又与意大利签订针对法国的军事同盟：《德、奥、意三国同盟条约》。为了对抗德奥联盟，1892年，法、俄也签订《法、俄军事协定》，结成军事同盟。英国也采取了积极的结盟政策。1902年，英国与日本结成同盟，以遏制俄国和德国在远东的扩张。1904年，英、法缔结协约，以应对德国的威胁。法俄同盟与英法协约、英俄协约一起，构成了三国协约。这样，到1907年欧洲已分裂为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由法、英、俄组成的三国协约(The Triple Entente)和由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组成的三国同盟(The Triple Alliance，后来叫Central Powers)。
    在扩军备战不断升级、两大军事集团分庭抗礼的国际无政府状况与国内军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狂热的交互作用下，任何争端都很有可能演变成为两个阵营之间的对抗，并因整体性世界错综复杂的矛盾导致冲突升级。事实上，1905-1913年间发生的一系列国际危机都引起了连锁反应：在1905和1911年德、法两国为争夺大西洋与地中海之间的咽喉要地而引起的两次摩洛哥危机都引起了英国的强势介入，而危机本身又促使相关国家做出进一步反应：德国进一步加强军事力量以对付英法，英法也进一步联手对付德国。在被称为“欧洲火药桶”的巴尔干地区，两大对立军事集团之间的激烈争夺与巴尔干复杂的民族问题相互交织，引起了更大范围的连锁反应(16)。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弗兰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激进的塞尔维亚人刺杀这一突发事件很快引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总之，19世纪下半叶不仅形成了从根本上导致世界大战发生的结构性矛盾--现代大工业的扩张性和整体性世界形成对建立公平、合理、开放、有序的国际经济、政治与安全秩序的客观要求与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势力范围的独占及国际无序状态之间的矛盾无法协调，而且导致世界大战发生的客观物质基础和主观条件趋于成熟。列强为争夺殖民地、势力范围而展开的全球性争夺不断激化这一结构性矛盾，并促使其日益陷入军国主义、民族主义狂热和两大军事同盟武装对抗的危险境地，最终因萨拉热窝事件而演变成一场全球性的战争。
    二、一战后世界和平构建的缺失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短短30年时间内，人类再次被拖入世界大战的深渊。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什么没能避免，学术界的共识多是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在激化帝国主义矛盾方面存在的问题；30年代经济危机在催生法西斯势力、西方国家的绥靖政策加快战争到来等方面寻找原因。但在笔者看来，如果孤立看待这些问题，或者仅仅停留于对表面现象的分析，或进行简单的道德评判，不仅无法解释清楚凡尔赛-华盛顿体系、30年代经济危机、绥靖政策何以出现，它们到底怎样导致世界大战的再次发生，而且还可能使我们的认识陷入前后矛盾。例如一方面我们可能批评凡尔赛体系对德国的严苛，另一方面当战胜国试图对其进行调整(如20年代的道威斯计划和洛加诺公约)和德意日试图用武力打破这一体系的时候，我们又会发出激烈的谴责之声。而在笔者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构建和调整是否找到了19世纪末以来世界历史进程的根本症结，并采取了相应的对策。
    应该承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格局和战前相比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战争及由此引起的革命的冲击下，旧世界的根基开始动摇，一些新的革命因素孕育出来。俄国无产阶级率先革命，脱离了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美国崛起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威尔逊“十四点”所体现的世界构想，有别于传统欧洲列强所推行的殖民统治思路；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从内部冲击和动摇着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在沙皇俄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涌现出一系列新兴民族国家：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17)、奥地利、匈牙利和土耳其等，这些都成为制约世界战争发展的国际因素。然而，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尽管苏俄(联)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但在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和政治遏制下，苏联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分量和影响非常有限。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虽对资本主义的世界统治进行了首次冲击，但未能形成力量上的优势，资本主义对世界的统治得以继续；美国的崛起虽对欧洲的霸权造成一定的冲击，但其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远不敌其欧洲对手，而且这个当时具备调节世界经济的能力、有着规范国际经济和安全意识的强国却未能承担起重建世界经济秩序和调节世界政治平衡的责任，这表明资本主义内部革新的力量亦未成熟。一战后的欧洲列强尽管经受重创，但其对世界的统治并未减弱。新旧力量的对比格局以及这场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决定了经过四年战场上的较量后所建立起来的新秩序虽然同旧的体系相比，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因素，如民族自决原则被提了出来并在欧洲范围得到应用；国际联盟关于集体安全的条款在某种意义上也有其积极的一面，等等，但新体制未能完成历史进程新旧交替的跨越，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没有解决或得到根本调整，从而也未能改变整体世界下帝国主义争夺一再引发世界大战的局面。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协约国在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处置问题上所奉行的殖民地瓜分与委任统治，与旧体制几乎如出一辙，引发世界性战争的祸端未除。
    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争夺是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内部矛盾冲突的突出体现，一战的发生就是列强对殖民地、半殖民地激烈争夺的结果。能否处理好这一问题是战争能否避免的关键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