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后的主要战胜国英、法、意、日等都是殖民帝国。它们真正关心的只是如何使其殖民统治合法化并最大限度地维护其殖民利益。战后列强中主张对殖民地问题进行改革的力量主要是后起的美国。威尔逊的“十四点”及美国官方对“十四点”的注解中表示要“对所有殖民地的要求作出自由的、坦率的和绝对公正的调整。此项调整的基础，就是严格遵守这样一个原则，即在决定所有这样的主权时，有关居民的利益必须与管治权待决的政府的合理要求同等重视”(18)。然而当时美国的实力地位和外交手腕不及英、法的联合力量，而且美国本身也是帝国主义国家，由英、法、美所主导的战后世界安排不可能触及殖民统治的根基，也无法突破其既定框架。所以巴黎和会事实上涉及的只是战败国殖民地的重新处置问题。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和会最后以国联盟约的形式提出了关于殖民地问题的所谓托管制度，即将前敌国的殖民地“委诸资源上、经验上或地理上足以承担此责任且乐于加以接受之先进国，该国即以受任统治之资格，为联盟施行此项管理”(19)。结果在托管的名义下，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中，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受托给英国，叙利亚和黎巴嫩受托给法国。在德国殖民地中，坦噶尼喀大部分地区划给英国，其余部分划给比利时；多哥兰和喀麦隆由英、法瓜分；西南非洲分给南非联邦；德国在太平洋上的岛屿，赤道以北的归日本，赤道以南的归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托管制度同传统的赤裸裸的殖民地瓜分相比是一种改进，然而，就实质而言，国联委任统治制度和殖民统治制度实际上没有区别。帝国主义依靠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传统发展模式虽然由于一战后德国等一些殖民帝国的暂时退出角逐而让出一定的发展空间为代价而得以苟延残喘，但这种建立在殖民统治和实力地位基础上的暂时平衡不仅难以长久维系，而且成为建立自由、开放、公正、合理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的严重障碍。围绕殖民地分割的新一轮竞争将再次引发重新分割世界的战争。
    第二，在对战败国处置问题上的因循守旧、缺乏全局眼光和协调一致的行动，埋下了德国再次发动战争的祸患。
    如何处理战败国尤其是德国，是资本主义世界秩序重建中的一个牵动全局的重大问题。德国问题的症结在于西方世界既畏惧德国又依赖德国。一方面，德国的潜在威胁性让协约国深感不安。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德国已迅速崛起成为欧洲工业和军事最强大的国家。尽管经过四年的战争，协约国打败了德国，但是战败后的德国对西方世界的严重威胁仍存在。就综合国力而言，德国拥有欧洲最多和受教育水平最高的人口；欧洲最大规模、最为发达的工业。从战略地位来看，尽管它西临法、英两强，但其东部只有弱小邻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和战前必须面对强大的沙俄相比，其战略地位大为改善。而从心态上看，德国并未接受战败的事实，它把战争的失败归为十一月革命“背后捅刀子”的结果，而且它宣布投降是指望依据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得到宽大的待遇，特别是想获得它所希望的市场(20)；另一方面，德国问题的复杂性让协约国非常棘手。19世纪末以来德国已成为先进工业强国，不仅欧洲大陆国家经济的恢复和稳定有赖于德国，英、美的海外利益也与之紧密相连。由于德国在维持欧洲乃至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平衡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一味限制其发展，可能伤及欧洲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而德国国内封建主义、军国主义、民族主义势力又极其强固，国内市场非常狭小，如果放任其发展，极易走上以武力夺取“生存空间”的战争冒险道路。进而言之，如果协约国不从根本上解决德国发展所需的市场问题，不铲除德国军国主义和战争势力的根基，德国重新崛起，并将军事、工业的潜力转化成战争实力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面对如此棘手的德国问题，协约国事实上既没有解决德国所需要的市场，又没有清除德国战争势力和影响，甚至没有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和协调一致的行动。这些实际上都为德国后来走上战争之路准备了条件。
    纵观而论，协约国在处理德国问题上的失策主要体现在主要盟国在对德国问题上意见不一和协约国方案的内在矛盾性。在对德问题上，法国主张严惩，力图从军事、领土、经济等各方面最大限度地削弱德国，将德国永远踩在脚下。英国真正关注的是限制对英国具有威胁性的德国海军力量和经济潜力，并不主张过分削弱德国。美国则主张保持德国在政治、军事上的大国地位，在经济上反对过分削弱德国。协约国在对德问题上意见不一给德国投机取巧以可乘之机。凡尔赛和约是列强争斗与妥协的产物，且基本是领土分割、军备限制、外交孤立和勒索赔款等传统思路。这在新形势下很难行得通。首先，领土分割行不通。德国的大片领土未经过公民投票，也不顾居民的实际情况就被分割出去了，“特别是把但泽和东普鲁士同德国的主体分离，引起怀恨在心的德国人的不满”(21)。正像劳合·乔治所言：要想长久地从德国得到安全，一个办法就是分割这个国家，但会激起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除非那是用军事占领的手段来强制执行(22)。然而众所周知的是，尽管协约国主张对德国复仇，但并没有对德国进行有效军事占领。其次，军事遏制难以奏效。和约虽严格限制德国军备，如规定陆军不得超过10万，军官不得超过4000人，解散德国总参谋部及其它类似组织，废除普遍义务兵役制等(23)，但军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仍未触动。德国军火工业的基础保留下来，大地产、大垄断组织基本原封未动。国防军在德国社会政治中的地位仍举足轻重，德国社会的尚武气息依旧。可以说，德国虽然投降，但并未真正服输。对于科技和重化工业发达的德国来说，只要条件许可，很容易将这些军事潜力转化为军事实力。因此，一战后建立在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制裁机制基础上的军事遏制很难奏效。事实上，一战后执行对德国进行军事控制和制裁的法国，无论人口、工业潜力，还是战略地位都不及德国。为了求得英、美的支持，不得不以放宽对德国的控制(领土分割和军事控制)为代价。再次，外交上孤立德国也难实现。随着沙皇俄国的崩溃，法国在战略上失去了一支重要的制衡德国的力量，在对德国进行控制时法国本身底气不足。而法国着力打造的小协约国体系陷入领土边界之争。新独立的民族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等国之间新的民族矛盾，实际上强化了德国地缘政治的战略优势(24)。最后，对战败国的勒索赔款不现实。姑且不论赔款问题的合理与否，问题的关键在于，要让德国赔款，必须让它赔得起，而要让它赔得起，就得让它发展，而德国一旦发展，又会造成新的战争因素。劳合·乔治说过：在财政金融上惩罚德国，将促使德国竭尽全力来发展自己，这样一来又将在国际市场上产生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因素(25)。总之，法国为主的协约国对德方案一方面苛刻到想要让德国永不能翻身，如果按此要求彻底摧毁德国，不仅会使德国更加无力支付协约国所要求的赔款，也会更加激起德国的不满和复仇情绪，但另一方面，协约国的方案又没有铲除其复仇的土壤，限制其复仇的潜能，杜绝其复仇的机遇。对于德国一旦复仇，将如何防范的问题，协约国也没有一致的认识和措施，德国的重新崛起并走上战争之路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