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伊斯兰教将求知视为男女穆斯林的天职，圣训有“进入清真寺或接受教育的人，犹如为真主而战的勇士”，“学者的墨迹比殉道者的血迹更加高贵”的说法。在这样的宗教思想背景下，穆斯林接受教育不仅是世俗生活的需要，更是应尽的宗教上的神圣义务。虽然传统伊斯兰的教育主要围绕《古兰经》展开，其功能和目的也在于使受教育者成为合格的穆斯林，能自觉履行其宗教义务和社会义务，但其中所包含的平等教育和强制教育的意义不容忽视。此后，对于一个如现代土耳其共和国般建立于奥斯曼帝国废墟上、其历史浸透着古典伊斯兰文明因子的年轻国家来说，教育更被赋予了关系到新政权的生死存亡的重要意义。新生的共和国为了将伊斯兰教的影响缩小，同时为了巩固共和体制、塑照公民社会、培养民族精神等，在各个方面都对教育提出了相应的要求。承担如此众多责任的土耳其学校教育和根深蒂固的伊斯兰教育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因此，如何调适两者间的关系一直都是土耳其国内一个争论的焦点问题。
    国内外关于土耳其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即主要集中于凯末尔的世俗化改革、二战后伊斯兰教复兴、土耳其的地缘政治、民主化进程或库尔德人等方面的问题，相对来说，对土耳其教育尤其是宗教教育的关注则很少。就国外研究者而言，虽有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教授的《现代土耳其的兴起》和费罗兹·艾哈迈德(Feroz Ahmad)教授的多部关于土耳其的专著，但研究重点在于政治民主变革方面，关于土耳其世俗化改革与宗教教育问题的讨论很少。土耳其的两位学者穆罕默德·帕卡西(Mehmet Pacaci)和亚辛·阿克太(Yasin Aktay)关于土耳其高等宗教教育的研究和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帕克(Soon-Yong Pak)教授对土耳其中等宗教教育的研究，是这一领域不多的成果。
    相对来说，国内关于中东或教育方面的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更少，其中土耳其的世俗化改革与伊斯兰教育相联系的学者主要有宁夏大学的孙振玉教授。他的论文《土耳其伊斯兰教育的传统与改革》(《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和2001年出版的《传统与现实：土耳其的伊斯兰教与穆斯林》一书，对土耳其的宗教教育现状多有涉及。其他一些研究者的论文，或侧重于对伊斯兰教育理念的分析，或侧重于对中国伊斯兰教育的关注。因此，本文将研究重点放在目前研究较少的土耳其宗教教育部分，考察伊斯兰教育在历次世俗化改革过程中的起伏变化，具体分析伊斯兰教育分别在帝国晚期与共和国时期的存在模式、管理机构、课程设置及毕业生去向等问题，试图对土耳其这一穆斯林占主体地位的现代共和国的宗教教育问题有更深入的理解。
    一、奥斯曼帝国晚期的改革与宗教教育
    在土耳其共和国的前身奥斯曼帝国时代，帝国教育虽然可分为国家正规教育和民间非正规教育[1]两种形式，但在内容上都可以看做完全的伊斯兰教育，不仅这两种教育的内容是依照《古兰经》而展开，甚至于实施教育的地点也大多是在清真寺中。具体而言，帝国时期的正规教育又大致可分为两种：其一是带有初等伊斯兰教育色彩的马克塔布(maktab)，也被称作经堂学校，是以念诵《古兰经》为主，遍布城乡的比较普及的教育形式。其二是相当于高等伊斯兰教育形式的麦德来赛(madrasah，原意是“上课场所”，大多与清真寺建筑相联)，这种教育一般以宗教学科为主课，包括《古兰经》注释学、圣训学、教法学、教义学等。在帝国进行世俗化改革之前，麦德来赛毕业的学生在帝国体制中享有优越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可以说，凡是麦德来赛的合格毕业生(包括较低等程度者)，均可在帝国统治机构中谋到职业(包括各级法官、穆夫提、伊斯兰学校教师、宗教事务管理机关的职员及在清真寺任职的伊玛目等)，他们的整体构成了所谓的“乌莱玛”(Ulema)这个特殊的社会阶层。[2]
    自18世纪上半叶欧洲列强的触角开始伸入奥斯曼帝国，为了应对传统奥斯曼-伊斯兰体制在面临西方侵略的步步失败，奥斯曼的世俗化(Secularization)改革开始提上帝国的议事日程，帝国传统的教育体制和教学内容也面临改革的命运。就历史的发展来看，奥斯曼传统的伊斯兰教育改革颇具特色，其循序渐进的过程虽不能挽救帝国的江河日下，却为未来的政治、军事革新培养了大批人才。
    改革的第一步是由苏丹麦哈茂德二世(Muhmat II，1808-1839年在位)开始的，虽然在具体内容上还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世俗化改革，但对传统教育体制的影响很大。苏丹的做法是在不触动传统的伊斯兰教育体系的前提下，另外创建一套并行的世俗教育体系，这其中主要是建立培养在新形势下帝国所急需的人才的各类军事院校(教授现代军事、工程、医学、外语等)。这一时期教育改革的结果在客观上形成了宗教教育与世俗教育并行的二元教育体系。同时，新开设的学校培养了国家所急需的各类人才，导致了原来的伊斯兰教育体系地位的下降，也就是说，帝国乌莱玛阶层的地位有所下降。
    教育改革的第二步主要发生在1839年至1876年的坦齐马特(Tanzimat，改革、改组之意)时期，这一时期的改革内容不但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世俗化改革，而且改革者对教育予以强烈关注，并最终使这一时期的世俗教育体系打破了伊斯兰传统教育对帝国教育的垄断。首先，帝国政府于1845年3月成立委员会对境内学校进行相关调查，并于1846年起草了从小学到大学的现代教育体制全面发展的规划。按照这一规划的建议，帝国成立了一个永久性的公共教育会议，并于1847年将其改为教育部，从而为以后帝国全面建立世俗教育体制开辟了道路。1869年帝国又颁布了新教育法，规定每500人以上的村、镇都必须建立一所初等学校，1000人以上市镇必须建立一所中等学校，每个省都必须建立一所高等学校，教育经费纳入国家财政预算，由教育部负责管理。至此，帝国政府创办的世俗学校已正式脱离乌莱玛的控制，完全由教育部负责管理。[3]
    第三个重要的改革阶段发生于1908年开始的青年土耳其[4]时代(The Young Turk period)。这一时期世俗化进程的表现，是在国家政治、法律、教育等社会生活领域结束世俗与宗教的二元对立结构，实现世俗基础上的统一，对教育上的改革则主要集中于麦德来赛方面。1910年，政府颁布了一个新的教育管理条例，有关麦德来赛部分规定，在现行神学教育课程中，应加入数学、地理、化学和哲学。其后，更为引人注目的改革是伴随着现代大学[5]的出现，1912年创办了神学院(the Faculty of Ilahiyat)。这是在一所独立的大学中，神学院作为一个培养从事伊斯兰研究和伊斯兰事业的现代人才的教育机构，第一次从麦德来赛中独立出来。具体实施这一教育改革过程的是当时的教育大臣爱芬迪[6](Emrullah Efendi)。遗憾的是，1919年9月11日神学院因为一连串反传统法案的提出而被关闭，理由是传统的麦德来赛学校已为土耳其人民提供了足够的宗教教育，不需要再设立其他的教育机构。[7]
    1914年9月，帝国又颁布了麦德来赛改革法，对伊斯坦布尔所有的麦德来赛进行重新整顿。这次改革将麦德来赛分为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两级，其中前者又分为低级和高级两个层次，后者则分为大学本科和研究生两级，[8]并且于1916年向其他地区推行这一改革。因此，这一时期的宗教教育改革的最终结果是1915年“伊斯兰教长”(Seyhul-Islam)被迁出了内阁，其所属宗教学校包括麦德来赛的领导权也移交给了教育部。同时，这一时期还开办了更职业化的伊玛目-哈提甫学校[9](Imam-Hatip school)，以满足人民日常的宗教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