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希氏史学成就的总体评价
    希罗多德是一位划时代的历史学家。他对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地理学、考古学、文学等很多方面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他的缺点的关注似乎超过了他的成就。他用朴素的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探究人类的历史和文化，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是史学界一直都明显存在着褒修昔底德，贬希罗多德的倾向。突出表现是，对于修昔底德继承其前辈的优良传统往往轻描淡写，对于修昔底德批评希罗多德的只言片语则不遗余力地反复强调甚至有所夸大。例如，人们往往注意修昔底德着作中记载或编写了许多精彩演说，其实希罗多德的着作中的舌辩之士也不乏高论；又如，虽然与修昔底德相比，希罗多德不太善于描写战争的场面，但是希氏叙事、讲故事的才能更胜一筹；再如，人们注意到修昔底德对神谕的批判，同时强调希罗多德对神谕很崇信，然而人们却往往忽视了希氏是用一种很特别的方式对神谕作了否定：最崇信神谕并且最慷慨敬神的克洛伊索斯，反而遭到神谕的最严重愚弄，以至于痛失爱子、身败名裂；希氏在Ⅶ.188-190对于风暴起因及后果的分析，说明他对神意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希罗多德具有更为开阔的视野，是希腊人和异族人，即全世界和全人类，而修昔底德主要着眼于希腊人的世界。此外，希罗多德颇具批判精神，这也是不容否认的。希罗多德指出，“以上所谈及的关于埃及的内容，是来自于我个人亲自观察，叙述的是我独立思考而形成的意见，还有我亲自调查研究的结果。”(21)他还说，“埃及人所讲述的这些故事，是他们相信这些故事就是历史；就我个人而言，我这整个这部着作里的任务，就是如实地记载各个民族的各种传说。”(22)
    值得注意的是，希腊民族意识实际上逐步形成的。超越城邦的泛希腊民族的意识，必然是与城邦范围内的集体意识逐渐淡化互为消长的。在城邦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意识，是城邦公民的集体意识，而不是所谓“希腊民族”的民族意识；现代的历史研究者，切不可把雅典人或其他希腊人想象为无私的国际主义者。希罗多德也给我们提供了这方面非常确当的证据。根据他的记载，在希腊抵御波斯入侵的联盟成立之后，“希腊使者求援，其他各邦各自心怀鬼胎，没有愿意出兵相助的。”(23)这些城邦之所以静观其变，其目的无非是对于交战双方都可以作出圆满的交代。因此，他们考虑的都是本邦的利益，不是、也不可能是所谓“希腊全民族”的利益。
    如果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波斯人的开拓之功，客观上加强了近东地区诸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增进了人们对古代世界历史和现实的认识，是应该予以肯定的。在希罗多德的笔下，波斯大军，浩浩荡荡，途经之地，弃石即可成山；人畜饮水，河流顿时干涸；仓皇撤军时，吃野草，啃树皮，艰难跋涉，终于重返亚细亚。在他看来，这些史实如同修筑金字塔、迷宫一样，都是值得惊叹的，而希罗多德实际上是以赞叹的口吻来记述这些人类业绩的。
    应该看到，希罗多德着作内容广博，这同时也是他“错误百出”的重要原因；如若按照某些近代研究者的设想而压缩叙述主题，肯定可以少犯错误。传统认为他在叙述史事的时候，枝蔓横生，偏离主题，殊不知很多被认为偏离主题的内容，恰恰就是其正题的内容。
    希罗多德招致指责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他虽身为希腊人，却并未自始至终地站在希腊人的立场上写作，相反，他的立场多变，常常批评希腊人，甚至站在异族人甚至是希腊人的仇敌波斯人的立场上撰写他的着作。在许多西方学者看来，甚至在那些习惯站在西方学者的立场上观察问题的中国学者看来，他的这种做法似乎都是难以接受的。笔者认为这恰恰是希罗多德客观求实、秉笔直书史学方法的体现。长期以来受到国内外学者所普遍称道的修昔底德客观主义史学思想和方法，必须根据历史事实重新加以审视。(24)
    希罗多德的“世界性”视野，显然是植根于波斯帝国这个“世界级”的帝国。希罗多德的《历史》，是西方世界第一部名副其实的世界史；希罗多德也是第一位真正具有世界眼光的历史学家；(25)希罗多德的这部“百科全书”式的巨着及其对人类文化所做出的重大贡献，无疑是世界文化宝库里一份绚丽多彩的宝贵遗产。
    ①近代以来在国际学界希罗多德着作校勘本、注释本和多种语言译本陆续出版，较常见的译本如Herodotus,Historiae,Translated by A.D.Godley,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London,1981，希腊文英文对照本。中译本可参阅希罗多德：《历史》，徐松岩译注，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
    ②郭小凌：《被误读的希罗多德》，载彭小瑜、张绪山主编《西学研究》第1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8-20页。
    ③在希罗多德时代，希腊文的“历史”(íστορíη，historia)一词，意为“调查”、“探究”，和哲学(φιλoσoφíα，philosophia，意为“爱智慧”)的本意相近。后世编纂者以此作为其着作的题目，是十分确当的。到古典时代后期，人们才开始把他调查研究的成果称为“历史”。
    ④最明显的例证如王以铸先生的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如此，2010年重印版未变)；陈启能主编《西方历史学名着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作者在评述希罗多德《历史》时说“该书以希波战争为主线，所以又名《希波战争史》”)。
    ⑤随着希腊在波斯战争中的胜利，以及古典文明高度发展，在希腊人中间逐渐流行鄙视其他民族的思想，他们开始以barbarikos作为“野蛮”的形容词，而视波斯、意大利、黑海各地的欧亚诸族为“野蛮民族”；oíβαρβαρρoι这个词开始有了“蛮夷”之意。罗马崛起之后也称罗马和希腊以外诸族为“野蛮人”(barbarroies)。这种称呼在某种程度上犹如犹太人称非犹太人为gentiles；也类似中国古代黄河流域诸族称呼吴楚居民为南蛮“鴃舌”之人。
    ⑥参阅希罗多德：Ⅲ.13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