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6月，日本战争责任资料研究中心“从军慰安妇”研究部，利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在众多学者与志愿者的帮助下，对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所藏资料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于当年7月26日以“资料调查第一次发表”为题公布。该文献第一部分介绍了金原节三的《陆军省业务日志摘录》(以下简称《摘录》)里所记载的与“从军慰安妇”相关内容。本文主要探讨《摘录》说明了什么，特别是将日本陆军中央直接参与“从军慰安妇”政策制定作为重点展开叙述。
    进入正文之前，有必要介绍一下金原节三的简历与其《摘录》的特点。金原节三1901年11月3日出生于名古屋，1926年3月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1927年6月毕业于陆军军医学校，(以下关于金原节三经历的文字出自日本陆上自卫队卫生学校1981年编《金原节三先生资料目录》)1937年8月2日任陆军省医务局医事课员，1939年3月任军医中佐，1941年11月9日升任陆军省医务局医事课长，1942年8月升任军医大佐，1943年9月12日任近卫第2师团军医部长，直到调往苏门答腊岛为止都在陆军省就职。日本战败时金原节三身为第38军军医部长(在法属印度支那)。战后，他相继担任日本陆上自卫队卫生学校校长、陆将(日本陆上自卫队自卫官)、陆上幕僚监部卫生监，1973年去世。战争中金原节三在陆军省任职期间，对陆军省的各种会报中陆军省干部的发言进行了详细的记录。
    《摘录》是战后金原节三根据自己在战争中记录的《陆军省业务日志》整理摘录的。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藏有《陆军省业务日志》的副本(原本藏于世田谷区三宿的陆上自卫队卫生学校)，其前编从1939年3月12日到1941年11月19日为止，后编从1941年11月20日到1943年9月11日为止，共35册。也就是说，前编是金原节三任陆军省医事课员时期的记录，后编是他任医事课长时期的记录。金原节三详细记录了陆军省局长会议报告、课长会议报告、医务局会议报告等，真可谓是独一无二的珍贵的记录。据说金原节三的《陆军省业务日志》原本是从1937年8月3日开始记录，但是1939年前这段时间的内容还没有公开，现在还无法看到。
    下面文章里使用的“从军慰安妇”的用语，存在着不能清楚地说明本意的问题，正确的用语应该是“战地日军性奴隶”。因“战地日军性奴隶”的说法在日本还没被普遍使用，所以本文使用前一用语双引号即“从军慰安妇”表示笔者的立场。
    一、中日战争期间的陆军“从军慰安妇”制度
    中日战争期间的日本“军用慰安所”主要是由日本派遣军设置的，必要时陆军中央才出面指导和监督，这就是陆军中央的立场。陆军中央最担心的两件事是军人的违纪犯罪和军人性病蔓延问题。设置“军用慰安所”的三大动机与目的：(一)防止日军的强奸行为；(二)给军人提供性服务；(三)防止性病传染。
    首先，看一下日军的违纪犯罪情况。根据《摘录》所载，1939年5月6日陆军省局长会报中，兵务局长中村明人的发言指出：“关于军纪问题，关东军最近的表现良好，违纪行为较少。但是军属方面反而在增加。北、中、南支那军的违纪行为仍然在不断地上升。”(《摘录》前编1のイ)
    1941年8月9日陆军省局长会报中，法务局长大山文雄报告指出，1941年上半年犯罪情况如下：“军法会议上半年处理的案子有1900多件。其中军人1126人(将校28名，其中现役将校24名)、军属583名、普通人238名。比起普通官兵，干部犯案居多。逃亡166人。关于上士官的案子78件，军用物遗弃88件，勤务脱离65件，掠夺39件等。一般犯罪：盗窃391件，伪造文件、搾取、非法侵占100件以上，受贿57件，过失致死69件，强奸36件等。”(《摘录》前编4のイ)
    军法会议处理的这些违纪犯罪案件，只是冰山一角。上面提到北支那方面军、中支那派遣军、第21军的违法犯罪和不法行为接连发生，因此法务局长也表示很担忧。
    其次，关于防止性病传染而设想建立“军用慰安所”的情况。1939年4月15日陆军省医务局课长会报中，记载第21军军医部长松村的报告如下：“为防止性病在军队中蔓延。按每100人1人的比例输入慰安队。计1400-1600名。性病治疗定在博爱医院，费用由楼主负担。身体检查一周两次。”(《摘录》前编1のイ)这是当时驻留在广东的日本第21军因军队人数的增加，希望从中国以外的地方大量输入“从军慰安妇”的建议，目的就是防止性病传染。
    再看同期第21军的《战时旬报(后方有关)》(1939年4月中旬号)记载的“慰安妇”人数，由军方控制的约850名，各部队从乡下“召唤”过来的150名，合计1000名。至于1400-1600名，是随着军队人数的增加新增了400-600名，还是就直接增加到1400-1600名？没有说清楚，所以无法考证。不管怎么说，第21军随着军人的增多强烈要求增加“慰安妇”的人数是毋庸置疑的。按每100名官兵配1名“慰安妇”标准，不难推算出“慰安妇”的总数。从《摘录》中可以看出性病蔓延到何等危险的地步，对于军队来讲，“慰安妇”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940年2月14日《军医部长会议状况报告》说，“北支那方面军中需要特种治疗的都集中在特种治疗卫生机关进行治疗。……性病集中在太原、济南、保定、大同的医院集中治疗。内地的特种治疗有必要时集中在天津再送到指定地点。6个月的时间就收容了2600名患者”。我们从中能看出性病传染的严重性，以至于要求必须要有这方面的专门医院。当时的日军第19、第20师团性病患者已达到985名，其他还有肠炎6791名、胃病1895名、脚气1390名、传染病994名、疟疾829名等(《摘录》前编2のイ)。性病的住院时间较长，完全恢复需要更长的时间，这对军队来说是非常大的隐患。
    接下来看一下，前面提到的违法犯罪行为较少的关东军的慰安设施发展情况。
    1939年10月14日，陆军省人事局恩赏课长佐佐真之助视察中国东北(满洲)时说，希望建立作为“福利设施”的军人之家的“兵慰安设施”。“准备跟‘军人’援护会交涉”，“由于携行家属状况的不足，尤其是坚守国境线的军人，五年都见不上家人一面。这使得人心慌乱，因此而接连发生很多犯罪、违纪行为”。(《摘录》前编1のハ)
    下面是1940年视察东北的陆军省医务局长三木良英在《视察所见》中的记载：“(一)前线生活。在支那部队前线生活普遍不好。接下来要考虑官兵的精神慰安以及给养。听部队长说，不明原因的逃亡、暴行接二连三发生，需要给他们建立一个精神家园。土肥原师团长要求派遣‘慰安团’。尤其是国境守备队3年都没外出过。督促恤兵部尽快采取有效措施。”(《摘录》前编2の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