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西方的史学发展开始大踏步的前进，在18和19世纪，史学的发展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对此史学界早有共识，但是对于这两个世纪里西方史学的演变，尤其是从18世纪向19世纪的过渡，仍有许多不太明了和值得深究之处，本文着重从宏观的角度讨论这两个世纪中欧洲史学的继承与变革。
    一、启蒙运动之前的欧洲史学
    16世纪的意大利学者弗朗切斯科·帕特里齐(Francesco Patrizi，1529-1597)在其《关于历史的十篇对话》(Ten Dialogue on History)里写道：“有些历史学家完全不写各个民族的事迹，而是撰写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习俗、他们的法律……今天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首先撰写希腊罗马的服饰风格、武器的样式、安营扎寨的方式、船舶、建筑物以及其他各种生活工具及其工艺的形式。”①这段文字至关重要，它清楚地表明，帕特里奇已明确地区分了历史研究的两大类型：叙事史和古物研究。
    在文艺复兴时代，这两大史学类型再度复兴，描绘“各个民族的事迹”的叙事史的杰出代表包括15世纪的莱奥纳尔多·布鲁尼(Leonardo Bruni，1370-1444)和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1380-1459)以及16世纪的尼科罗·马基雅维里(Niccolò Machiavelli，1469-1527)和弗朗切斯科·圭恰尔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1483-1540)。这类史学家在撰写历史著作时往往参照古典史学家李维、萨鲁斯特、塔西佗等人的著作，他们也竭力模仿这些古典史学家。从题材上说，他们都关注当代的政治、军事和外交，他们也和古典史学家一样，崇尚修辞，这突出地表现在他们的著作中也好用一些虚构的演说词，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把这类史学家称为“新古典史学家”。
    还有一些史学家，他们较少关注当代的政治和军事，而是关注遥远的古代，特别是古代的语言、典籍、风俗、制度，以及物质文化遗存的历史，并重建古代的生活。从事这类研究的人在当时被称为“古物学家”(antiquarius)，即英语中的“antiquarians”。不论是在古代还是在文艺复兴时期，语文学或训诂学(philology)总是与古物研究不可分割。②有人把此类研究称为“博学”(erudition)或古物研究(antiquarian studies)，今人统称为“博学好古研究”。③在文艺复兴时期，博学好古研究传统的开创者是被誉为人文主义之父的文人和学者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1304-1374)。在随后的两个世纪里，博学好古研究在意大利蔚然成风，涌现出了一些杰出的学者，其中15世纪博学好古学者中的佼佼者当属洛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约1407-1457)和弗拉维奥·比昂多(Flavio Biondo，1392-1463)。瓦拉运用其过人的拉丁语知识考证教会的重要文献《论君士坦丁的馈赠》，他向世人证明它是一份伪造的文件。比昂多撰写了三部博学好古研究性质的著作：《复原的罗马》(De Roma instaurata，1444-1446)、《凯旋的罗马》(Roma Triumphans，1459)和《意大利解说》(Italia Illustrata，1474)。《复原的罗马》是对古罗马的文化遗存，尤其是古罗马地形地貌的考证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比昂多本人进行了实地考察。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复原的罗马》属于历史地理或文化地理的著作，研究古罗马的物质空间是为讲述罗马历史提供场景和线索(prompts)。④《凯旋的罗马》则与上述两部著作有所不同，该书探讨的并非具体的实物，而是较为抽象的文化机制或文化成例(cultural institutions)，内容包括古罗马的宗教(第1-2卷)、公共管理(第3-5卷)、军队(第6-7卷)、私人机构(第8-9卷)，以及凯旋仪式(第10卷)，从某种意义上，这是一部前所未有的著作。⑤需要强调的是，在同一个历史学家的身上，这两类历史兴趣有时是重叠的，例如，瓦拉既写了《论君士坦丁的馈赠》这样的考证著作，也曾撰写叙事性的《阿拉贡国王费迪南传》。文艺复兴时期其他比较知名的博学好古家还包括阿尔贝蒂(Leon Battista Alberti)、波利齐亚诺(Angelo Poliziano)、西格尼奥(Sigonio)、奥尔西尼(Fulvio Orsini)、李格里奥(Piro Ligorio)等人，他们用精湛的语文学知识和考证技巧探究古代的历史、文献、文物、习俗和制度，从而奠定了近代西方古典学和考古学的基础。⑥随着欧洲各国接受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这两大史学类型也被仿效。⑦
    17和18世纪的欧洲史学大致也可以划分为这两大类型。⑧17世纪，欧洲的博学好古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17世纪因此被称为“博学的时代”。其中，法国学者在此领域的贡献尤其突出，1663年，在法国名臣科尔贝(Jean-Baptiste Colbert，1619-1683)的扶持下，巴黎正式创立了一个研究早期文明的古物的机构--“铭文学院”(Academie des Inscriptions)，但它的重要性在1701年的扩大和重组后才充分体现出来。⑨发端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学者瓦拉的语文考证法在法国学者马比永(Jean Mabillon，1632-1707)那里达到了一个高峰，⑩马比永的《古文书学》(De re diplomatica，1681)发展出了一套严格的文献考证技术，对后世西方的文献学的贡献尤其卓著。(11)
    二、启蒙运动时期的欧洲史学
    启蒙运动时期，叙事史呈现出新的面相。启蒙时期的叙事史深受启蒙运动观念的影响，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思考的是更为普遍的人类文明和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因此，启蒙时期的叙事史不再只局限于政治事务，而是尝试从整体上呈现人类社会发展史。许多启蒙思想家热衷于撰写历史著作，这类史学著作浸透着强烈的启蒙政治和社会观念，后人往往把他们称为“哲人史学家”，并相应地把他们的历史著述称为“哲学式历史学”。18世纪的这种“哲学式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不再局限于欧洲的某个国家，他们更多地是从世界的视野撰写历史，这当然也与18世纪欧洲人对欧洲之外世界的认识和殖民活动有关联。启蒙时期的“哲学式历史学”在不同的欧洲国家形成了不同的表现形式，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三类：(12)
    (一)民史(civil history)。17世纪的意大利哲学家托马索·康帕内拉(Tommaso Campanella，1568-1639)把历史研究和历史著述划分为三大类型：神圣史、自然史和民史(civil history)，他明确指出，“民史”就是叙述人类事迹的历史。(13)18世纪，“civil”这个词有多重含义：一方面是相对于宗教和教会而言，“民史”不同于“神圣史”(sacred history，即今天人们所说的宗教史)和“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另一方面，civil history也是相对于自然史而言，它指的是人类从自然状态进入有政府之后的社会演进史；最后，“civil”这个词也意味着文雅和文明。启蒙时期的意大利史学家皮埃特罗·加诺内(Pietro Giannone，1676-1748)撰写的《那不勒斯王国的民史》(Istoria civile del Regno di Napoli，1723)首开“民史”之先河，并对孟德斯鸠和吉本等人有直接的影响。(14)“民史”不注重战争和政治，而是关注法律、商业、艺术和工艺等领域的历史。
    (二)风俗史(history of manners)。“风俗史”的开创者是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1756年，他出版了《论各民族的风俗和精神》(Essai sur les moeur etl'esprit des nations，简称《风俗论》)，直接针对波叙埃(Jacques-Bénigne Bossuet，1627-1704)的《论世界史》(Discours surl'histoire universelle，1681)，后者仍然延续传统的犹太-基督教的世界史观。伏尔泰的世界史从有可靠的文字记载的历史开始，所讲述的内容也不限于帝王将相，以及战争与政治，而涉及文明的诸多方面，是比较视野下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的演进史。《风俗论》是欧洲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世界史，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家常把伏尔泰视为“整体史”(l'histoire totale，1681)或“新史学”的先驱。(15)
    (三)社会史(history of society)。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的史学家威廉·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1721-1793)明确使用了“社会史”这个术语，他在《皇帝查理五世时代的历史》的序言中首先阐述的是“从罗马帝国覆灭到16世纪初期欧洲社会进步(progress of society in Europe)的总体观念”。总之，作为“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重要一员，罗伯逊笔下的社会史是一个从低级向高级的前进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