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体上看，17和18世纪的博学好古研究取得了卓著的成绩，首先，博学好古家大大拓展了史料的范围，他们整理编纂的大型史料丛书至今仍有参考价值；其次，博学好古学家发展和完善了历史研究的一些“辅助学科”(ancillary sciences)，如古文书学、古文字学、纹章学(Heraldry)、碑刻学、钱币学、统计学等。这使得历史研究在技术层面取得长足进步，更加专业化。最后，除重视文字证据之外，还注重非文字的实物证据(non literary evidence)(29)，并尝试把图像作为历史研究的证据。(30)
    哲人史学家和博学好古家在秉性和气质上存在明显的差异，用中国传统的学术语言来说，哲人史学家偏重“议论”，而博学好古家偏重“朴实”。(31)哲人史学家，往往鄙视博学好古家的历史研究，轻蔑地把他们称为“学究”(erudits)，认为他们沉迷于历史的细节而不能自拔，正是这一点让伟大的著作受损(“Malheux aux details,c'est une vermine qui tue les grands ouvrages”(32))。伏尔泰在为其《风俗论》辩护时，提出了他的史学理想：“我的目的不在于积累大量的常常是自相矛盾的事实，而是筛选最重要和文献记录翔实的事实，以便指引读者，使他们自己评判关于人类精神的灭绝、复兴和进步，并使他们能够通过各自的风俗辨识不同的民族。”(33)显然，在伏尔泰看来，史学应该是优雅叙事和“哲学精神”的结合，所谓的“哲学精神”亦即批评的精神。但苏格兰的史学家罗伯逊认为，伏尔泰在确定历史材料和史实方面显得不严谨，不符合当时的史学标准：
    在我的所有探索和研究中……我不止一次提及伏尔泰先生，他在其《风俗论通史》(Essai sur l'historie générale)中，考察了同一个时期，讨论了所有的这些主题。这并未忽视那些非杰出人士的著作，他的才华不但出众而且全面，尝试了文字写作的每一种类型……但是，因为他很少仿效现代史学家的榜样，在引用它们的信息来源时，我在确证任何可疑或不为人知的事实时，无法诉诸他的权威。(34)
    的确，18世纪的史学家已经注意到了哲学式历史学家的一个严重缺陷：他们常常“根据一个先入为主的理论选取他们认为是最相关的事实”(35)。启蒙时期的一些史学家则努力把哲学式的历史解释和博学好古家的细致研究结合起来，英国史学家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和普鲁士艺术史家温克尔曼的《古代艺术史》是这种结合的典范。(36)
    从文化地理上说，法国和英国启蒙运动时期的史学中心分别是巴黎和爱丁堡；在德语世界，启蒙运动时期的史学中心是哥廷根，就史学声望而言，哥廷根显然不及巴黎和爱丁堡。哥廷根史学家群体深受法国启蒙史学家和苏格兰启蒙史学家的影响，撰写社会和文化视野下的“市民史”(bürgerliche Geschichte)和“文化史”(Kuturgeschichte)。(37)正如哥廷根学派的史学家施罗泽(August Ludwig von ，1735-1809)所说：“历史学不再是国王们的传记，按照年代顺序罗列王位的更替、战争和战役。半个世纪之前，我们德国人仍然用这种低劣的品味撰写历史，直到不列颠人和法国人用更好的榜样唤醒了我们。”(38)哥廷根历史学派的学者也试图从宏观的视野看人类社会的演进，并努力阐明人类进步过程中的各个阶段，(39)但从总体上看，他们当中终究未能产生能与伏尔泰、休谟和罗伯逊等人著作媲美的历史著作。不过，哥廷根学派也产生了一些重要的著作，史学家埃希霍恩(Johann Gottfried Eichhorn，1753-1827)尤其注重文化史和“文学史”(Literaturgeschichte)，他认为文化史和文学史是孪生姐妹，对此，他有一段重要的论述：“艺术和各门科学的历史，及其起源、进步和各种转变不能与社会条件的历史分割开来，因为文化和文学是孪生姐妹，是同一个父亲的孩子，她们持续为彼此提供支持。先出生的文化为妹妹的诞生做好了准备，因此她们生活在一起，共同携手努力，不能分割与分离，也一起消亡。没有其中一个的历史，另一个的生命是不完整的和无法理解的。”(40)此外，莫泽尔(Justus ，1720-1794)撰写了一部优秀的社会史著作《奥斯纳布鲁克史》(Osnabrückische Geschichte)，这实际上是一部城市史著作，它特别注重描绘这座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面相与特征。
    另一方面，德国的历史研究越来越强调原始资料。在这方面，德国史学不可避免地吸收了“博学好古研究”和古典语文学的成果。(41)德国的博学好古研究可以追溯至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学者孔拉德·凯尔蒂斯(Conrad Celtis，1459-1464)撰写的《日耳曼解说》(Germania illustrata)，此书以比昂多的《意大利解说》为榜样，凯尔蒂斯撰写此书的动因是为了驳斥意大利人视德国人为“野蛮人”的文化偏见。(42)在17世纪和18世纪早期，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z，1646-1716)吸收了法国和意大利式的博学研究，并运用至历史研究。(43)博学好古研究往往与古代历史研究密不可分，普鲁士艺术史家温克尔曼的《古代艺术史》堪称古代文化史研究的一个典范。温克尔曼的艺术史受到了“文学史”的影响，同时，他吸收了博学好古派把文本和实物进行对照研究的传统，把博学好古传统的考证功夫和清晰的叙事史结合起来。(44)温克尔曼的古史研究对德国和欧洲其他各国都有深远的影响，通常认为他是西方现代艺术史之父，也是德国以推崇古希腊文化为主旨的新人文主义运动的开创者。(45)启蒙运动时期，哥廷根大学的史学家加特雷尔(Johann C.Gatterer，1727-1799)在族谱学和纹章学领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46)在19世纪早期，德语世界的古典学者把博学好古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高度，沃尔夫(Friedrich Wolf,1759-1824)、尼布尔(Barthold Niebuhr，1776-1831)和奥古斯特·波埃克(August ，1785-1867)是三个重要的代表人物。(47)波埃克创造了一个新词--“器物的训诂学”(philology of things)，用来表示古物研究，相对于一般意义上的语言文字的训诂学(philology of words)。(48)他们大大拓展了古典研究的范围，不再局限于古代的语言和文学，而是涵盖了古代世界的方方面面。(49)从总体上看，18世纪德国史学的发展仍然是沿着两条道路前进：文学式的叙事史和博学好古研究。只有当这二者之间的鸿沟被填平时，现代史学诞生才成为可能。(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