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几种哲学式历史存在一些差异，但也具有一些共同的倾向性。首先，史学研究的对象不仅仅局限于政治、军事和外交，而是整个社会和文化(或当时人所说的“精神”)，更接近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文化史。其次，摆脱了神学笼罩下的人类发展历史观，强调人类历史由低级向高级的“进步”(progress)，强调自由、理性和商业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启蒙运动时期的哲人史学家皆坚定不移地相信人类社会和人类精神的进步，亚当·佛格森(Adam Ferguson，1723-1816)的《市民社会史》和孔多塞(Condorcet，1743-1794)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是两个典型的例子。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提出的人类社会的“阶梯式演进”最清晰地表达了启蒙运动时期的“进步观”，他们认为人类社会经过了四个阶段：狩猎与采集社会、游牧社会、农业社会和商业社会。他们对人类社会的原初状态的描述更多是凭借想象，由于这种描述缺少坚实可靠的事实依据，当时的一位苏格兰哲学家杜加尔德·斯特沃尔特(Dugald Stewart，1753-1828)把这种历史观称为“理论史或猜想史”(theoretical or conjectural history)。(16)最后，在这种“人类社会进步观”的支配下，启蒙思想家强调欧洲社会对非欧洲社会的优越性。(17)德国哲学家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1744-1803)指出：“只有欧洲，人类的生活是真正历史的。中国、印度或美国的土著，都没有真正的历史进化，仅是一些静的无变化的变化，或是一连串的由旧生活方式到新生活方式的新陈代谢，里面没有规律的累积的发展，而规律的累积的发展，正是历史进化的特性。因此，欧洲是人类生活得天独厚的地区。”(18)英国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写道：“爱国者的职责是偏好并推动只关注他的祖国及其光辉(往事)：但是一个哲学家或许能被允许拓展他的视野，并把欧洲视为一个伟大的共和国，她的不同居民达到了几乎是相同水平的文雅与教养。力量的天平将继续浮动，我们自己的王国或相邻诸国的繁荣交替起伏，但是这些部分的事件在本质上不会伤害我们的幸福、艺术体系、法律和风俗的总体状态，正是这些东西把欧洲人与他们的殖民地区分开来，并高于人类的其他部分。”(19)同样地，罗伯逊在其《美洲史》里强调西班牙人处于高级的商业社会阶段，而美洲土著社会属于原始的游牧阶段，自然地，美洲土著社会比西班牙人的社会落后和低劣。尽管他批评了西班牙殖民者对待美洲土著的野蛮和残酷，也流露出对美洲土著居民的一些同情，但他认为，美洲土著社会的摧毁，无论多么悲壮，是美洲土著社会向更高级社会迈进的一个必要阶段。罗伯逊有关美洲史的这种论调与19世纪马克思论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以及中英鸦片战争时的态度和口吻如出一辙，例如，马克思指出：“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在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钝。但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20)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复兴的博学好古研究传统在17和18世纪仍然在延续，但这类史学被“哲学式历史学”的光环遮蔽了，后人在论述这一时期的欧洲史学时，往往把博学好古研究置于次要的位置。只是到20世纪50年代之后，由于杰出的意大利史学家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1908-1987)等人的重新发掘，古物学传统在西方历史学中的地位以及对后世历史研究的贡献才得到充分的承认。(21)前面说过，17世纪曾被称为“博学的时代”。18世纪，博学好古研究依旧兴盛，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博学好古学者，在法国，蒙福孔(Bernard de Montfaucon，1655-1741)和卡吕斯(Comte de Caylus，1692-1765)都是马比永事业的继承人。蒙福孔著述甚多，他撰写的《希腊古文字学》(Greek Paleography，1709)是古文字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贡献。蒙福孔最重要的著作当属《古物图解》(Antiquité expliquée et représentee en figures，1719)和《法兰西君主的纪念碑》(Les monuments delamonarchie ，1729-1733)。《古物图解》配有超过3万幅插图，显然，他打算尽最大可能提供一个关于古代的完整图像记录。全书按照主题分类，涉及宗教、战争、运输、服饰等，总共10大册，该书在当时大获成功，蒙福孔又完成了5大册的续编，并推出了该书的第2版。《法兰西君主的纪念碑》是一部未竟之作，蒙福孔编写这部著作的宗旨是为了“理解法国的历史”，换言之，为那些阅读法国历史的读者提供一部参考工具书。(22)
    卡吕斯的代表作是厚厚的七大册《古物集》(Recueil d'Aniiquites，1752-1767)。《古物集》有两个鲜明的特征：首先是涉猎范围广，他细致研究了他本人及朋友们收藏的古埃及、埃特鲁斯坎、希腊、罗马和古代高卢的文物；其次，《古物集》配了数千幅珍贵的插图。卡吕斯在研究物品的基础上尝试进行一些反思性的解释，其中他对艺术的见解就很精到，他认为艺术“呈现的是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的画面；从它们当中至少可以推演一些有关历史、统治者的性格，以及政府体制演变的一些有根据的推测(若非事实性的证据的话)；一个民族的精神，有时候这个民族的性格可以从艺术品的数量、品味或野蛮加以估量”(23)。他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普鲁士艺术史家温克尔曼(Johann Winckelmann，1717-1768)。
    意大利人穆拉托里(Ludovico Antonio Muratori，1672-1750)也是马比永的忠实追随者。他曾做过摩德纳的图书馆馆员和堂区神父。他编订了《意大利史料集成》(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1723-1738)，这是关于500-1500年间意大利历史的重要史料汇编，至今仍有参考价值。此后，穆拉托里又撰写了《中世纪意大利古物集》(Antiquitates Italiae medii aevi,Milan，1738-1742)，这部著作分75个专题探讨了中世纪意大利历史的诸多方面，是18世纪古物学研究的杰作。另外，穆拉托里还编撰了《意大利编年史》(Annali d 'italia，1744)，这是500-1400年意大利历史的一个梗概。(24)从总体上看，穆拉托里的《意大利编年史》未能克服编年史形式内在的分散性，未能把材料整合为一个贯通的情节。(25)表面上看，穆拉托里关注的是与现实无涉的意大利中古史，其实隐含着深刻的政治和社会关怀，他希望对意大利历史的总体性研究来捍卫“意大利意识”(Italianità)。在其编订的《意大利史料集成》的序言里，穆拉托里说了一段十分动情的话：“我们只认识当意大利处于光辉和胜利时期的历史，而对意大利处于失败和外族统治的历史漠不关心，这是无知和蛮横的表现，甚至是一种忘恩负义。不论意大利处于胜利或失败，意大利依旧是我们的母亲。承认他们对意大利(不论是在光辉或在灾难的岁月)的义务是意大利的后裔们不可推卸的责任。”(26)
    稍晚时候，意大利艺术家和古物学家焦瓦尼·皮拉内西(Giovanni Piranesi，1720-1778)则细致地描绘罗马的古物，醉心于绘制并出版罗马建筑物的景观版画，这在当时欧洲的有教养的游客当中颇受欢迎。作为古物学家，他主要研究古罗马的建筑，并把他的研究心得融入他的《罗马的古代》(Antichità Romane，1756)之中。(27)作为古物学家，皮拉内西一直不遗余力地在捍卫古罗马人在建筑领域的成就。1758年，法国学者于连-大卫·勒胡瓦(Julien-David LeRoy，1728-1803)出版了《希腊最美丽建筑的废墟》(Les plus beaux monuments delaGrece，1758)，该书宣扬希腊建筑优于罗马建筑。皮拉内西坚决不同意这种说法，他出版了《论罗马建筑的壮丽》(Della Magnificenza ed architettura de’Romani，1761)与勒胡瓦展开笔战，驳斥其论断。显然，皮拉内西的学术研究中蕴含了浓烈的民族情感，在这一点上，他和穆拉托里是一致的。皮拉内西积极地研究古罗马的建筑遗存，旨在让人们形成“美好的品味”(buon gusto)，即古典审美品味，并产生“新的古代建筑”。不过，他并不赞成食古不化，而是主张把古典的审美品味与个人的创造精神结合起来：“一个希望赢得荣誉和名望的艺术家，不应当满足于忠实地抄袭古人，而是应当通过研习他们的作品，让自己表现为一个善于发明和创造的天才。通过审慎地把希腊的、托斯卡纳的和埃及的(元素)结合起来，他应当为自己找寻新的装饰和新的方式开辟一条道路。”(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