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学术界，一直具有重视思想史研究的传统，这不仅因为思想观念是历史的有机组成，而且还因为人们在创造历史的行动过程中，既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思想观念的制约，要在既定的原则和规范下进行，又不断试图进行超越，创造出新的合法性原则。因此，如果说历史是人们在既定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下的一种能动性的实践的话，那么，思想观念也就以自身独特的方式参与到这一历史进程之中，并与社会和政治等要素建立起紧密的联系。饶有意味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思想观念本身也在创造着自己的历史。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历史，就需要考察这些思想观念，这也就是欧洲学术界为何一直重视思想史研究的内在原因。
    通过对思想史研究学术史的考察可以发现，长久以来，虽然思想史研究一直是欧洲学术界重点研究的领域，但还没有真正形成“历史性”的考察。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直到80年代，“剑桥学派”的兴起才改变了这一研究范式。“剑桥学派”这一新的研究范式也被学界称为历史语境主义，同时也将这场思想史研究范式的转型以其代表性人物昆廷·斯金纳为名称之为“斯金纳式的革命”①。当然，作为一种思想史研究范式或一个学派，它经历了约三十年的时间，并通过三代学人的努力才最终得以形成。
    与此同时，斯金纳自己也将这一“历史性”的视野开拓成为另外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概念史研究。他说：“研究不断变化着的概念作为历史研究的一种独特的形式。如果我们希望去写作这一类型历史的话，我们就必须特别关注于我们用来描写和评价如霍布斯所说的我们的人工世界，即政治和道德世界的概念。”②同为“剑桥学派”代表性人物之一的波科克教授也说，政治思想史就是研究通常所使用的相对稳定的概念。③由此，“概念史”研究的提出不仅在研究对象上，同时也在理论和方法论上推进了思想史研究的深入。其体现在：“概念史”研究通过吸收语言学和解释学等学术资源，打破了原先的“观念单元”式以及从思想家出发来进行思想史研究的学术范式。与以往那些思想史研究的反历史性以及所体现的线性演进相比，“概念史”研究则注重从概念内涵的系谱出发，进行福柯式的“知识考古”。意图充分辨析出在历史演进过程中这些概念所呈现出的丰富内涵，展现其变化，进而达到解构既有的理解，重建人们的认知这一目的。诚如斯金纳所说：“系谱学可以让我们认知到这些概念在本质上的偶然与争议，并明白我们不可能找出这些概念的本质或自然界限。若状况如此，采取系谱学途径更进一步的价值，就是让我们在写作时不再用当前习见，但可能是错误的方式，来分析概念。这也让我们不要过于推崇这些概念当前主流的观点，并把焦点放在这些概念从过去的争论、辩论中发展出来的程度。我甚至会主张，这能让我们后退一步，与目前的认知拉开距离，重新想想，目前我们看待重要道德与政治概念的方式，是否足以反映出其丰富的内涵。”④
    值得注意的是，在欧洲学术界，不单单是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提出了概念史研究。在欧洲大陆，以考斯莱克为代表的一些德国学者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提出，并产生了一些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由此呈现出思想史研究的德国风格。同样，由于受到语言哲学的影响，到了20世纪80年代，历史学界遂有“语言转向”这样的正式提法。因此，概念史研究的提出也就自然成为呼应这一转向的具体体现。因为概念史研究范式的要旨就是借助于语言学理论，通过语义学的分析来研究影响社会和政治进程的概念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流动与接受，从而揭示概念是社会和政治生活运转的核心。⑤从此，在思想史研究中，对政治和社会中核心概念的研究成为主流。借用一位芬兰学者的话说，思想史研究今后要“从观念史转向概念史”⑥。
    当思想史研究在其自身内部展开更新，创造新的研究范式的同时，20世纪80年代，随着“新文化史”研究的兴起，以及在社会观念框架下对人们心态、观念和情感研究的展开，现有的以经典性思想家为主导的思想史研究范式也遭到了极大的冲击。学术界一些学者开始质疑思想史研究，认为新文化史研究可以取代思想史研究，或者说两者可以合为一体，甚至也可用“社会文化史研究”来取代“思想史研究”这一称谓。由此，法国历史学家夏蒂埃才提出这一问题：是思想史还是文化史?同样，历史学家达恩顿也感叹地表达道：在过去很多年间，思想史已经渐失昔日的风采，开始变得落魄了。面对这一冲击，正如拉卡普拉等学者所说，在批判理论、解释学、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思想史研究中，什么研究内容是切题的。同时，在思想史内部，社会和文化史方向的重新导向看来已经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存在思想史特有的问题和方法吗?思想史、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关系需要开始重新加以思考吗?⑦面对历史学科内部的学术竞争，从事思想史研究的学者们并未放弃，而是选择了坚守和创造。经过20年的发展，时至今日，学者们又惊异地发现，原先辉煌至极的新文化史研究风头渐失，思想史又重新恢复了它固有的迷人的魅力。按照一些学者的说法，目前在历史学专业各分支学科中，思想史正占据主导，几乎达到了自鸣得意的状态。⑧
    在思想史研究又迎来一波新的高潮的过程中，除了继续坚持原有的研究范式之外，学术界也在不断开拓创新。其体现为一些学者开始提出思想史的“空间转向”，并进行了饶有意义的学术实践。其表现为两个维度：一是重视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展开研究，打破原先的以“欧洲”或者“西方”等这一整体性的空间构想，更为关注欧洲各个国家与民族内部之间的不同特性。探讨这些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社会语境对思想史研究所产生的影响，希冀由此形成各具特色的不同学术传统和学术进路，或者说建构起了不同的“话语表达”体系。例如，由达里奥·卡斯蒂廖内和依安·汉普歇尔-蒙克主编的《民族语境下的政治思想史》一书，就是在“民族国家”的空间和特性下来理解欧洲思想史研究的各种学术系谱的。⑨“剑桥学派”代表性人物昆廷·斯金纳也一再表达，“在探讨‘自由’与‘国家’时，我将关注这些语汇在英语世界的论辩”⑩。也就是说，他将是在这一特定的英国文化空间中来探讨这些概念的变迁。
    思想史研究“空间转向”的第二个层面就是，思想史正朝向“国际史”方向拓展，或思想史和全球史正日趋结合，目前这一取向已经十分鲜明。面对全球化的飞速发展，人员、知识与思想观念的快速流动，势必要求研究者打破原先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研究框架与思维定式，如英国思想史研究、法国思想史研究等；或者以文化特征为空间范围的研究取向，如西方思想史研究等。而要从重要问题或基本概念入手，进行一种跨国家与跨文化单元的“空间转向”，考察一些核心概念在不同空间的转移中如何被理解，甚至被误读式的理解，从而被增添了新的含义，或者说进行了“再概念化”。一旦引入这样的视角，就会发现，思想史研究值得开拓与重新讨论的内容也就异常丰富。如就研究主题而言，我们可以就“启蒙运动”、“共和主义”思想进行一种空间性社会网络(social-network)分析，从而重绘出思想的地图；(11)就基本概念而言，当我们讨论英国或欧洲工业革命时期的“工人”与“工人阶级”这一概念的时候，常常总是以他们的历史经验来进行理解。但今天中国的工业化现实状况告诉人们，理应用“农民工”这一独特群体所形成的经验来进行新的阐释。可以设想，如果加入了中国的经验，势必会丰富原有的“工人”或者“工人阶级”这一概念的内涵。(12)再如，对于欧洲和中国而言，“革命”都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并且从概念史研究的意义上来说，没有比“革命”这个概念充满了歧义，更成为一个竞争性的概念。(13)正因为此，我们就需要在英国、法国、中国，甚至包括美国在内的不同的空间中展开研究，从全球史的视角来考察各个社会空间的人们如何理解这一概念，以及再概念化的。因此，可以说全球性的“空间转向”将会迎来新的思想史研究成果迭出的新时期。在这一方面，国外思想史研究者已经产生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如对“帝国”的思想史研究，特别是对“文明”和“野蛮”这两个概念的考察。(14)同样，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思想史家大卫·阿蒂米奇对《独立宣言》的全球史研究也是一则很好的示范，为此，他十分鲜明地表达道：“对于《独立宣言》，每一代人都有自身时代的解读。在我们这个全球化的时代，《独立宣言》就需要全球史的解读。”(15)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