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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对这一新的“全球史”学术取向，也有学者提出用思想史的“国际转向”来定义。例如，大卫·阿蒂米奇就是这一提法的首创者。他在《思想史的国际转向》一文中写道：要超越或者高于民族和民族国家所界定的个别历史，而朝向历史书写中一种名为“国际转向”(international turn)的方向发展。由此，国际转向借由关注比国家更大的地区而出现对空间概念产生兴趣。如此大范围的地区不受国家政治疆界的束缚，借由跨国管道与流通来联系。因此，现在的空间可能是思想史的最后疆界。(16)当然也有些学者仍然坚持使用“全球思想史”这一概念。(17)在笔者看来，使用何种称谓来表述并非问题之关键，更重要的是要看到，思想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的范式已经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正在不断拓展自己的新“边疆”。 实际上，目前的思想史研究的“空间转向”正在向民族国家化和全球化两种方向发展，前一种是在国家成长的维度下展开，而后一种则在目前全球化的背景下研究思想观念的跨国传播、接受与流变。而这一转向，相比于历史学内部的其他学科而言，对于思想史研究来说所遇到的困难也许是更大。因为，如果人们接受着将思想史的研究对象看作一种思想观念性的“话语表达”的话，那么，如何将全球化与民族化进行协调，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并找到融通的方式将是异常困难的。正如《民族语境下的政治思想史》一书开篇所说，政治社会既塑造了自身的历史，也书写了自身的历史。在现代世界中，政治社会与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活动的各共同体之间的相契合，赋予民族语境以一种特殊的重要性，在某种意义上，它既决定了政治思想的角色以及对于它(政治思想史)的理解。因此，在这里，最紧要的问题不在于迥然有别的民族传统对于政治思想史可能有什么贡献，而在于是否可能存在一种共享的政治思想叙述和诠释，这种共享的叙述和诠释至少在最低限度上可以被视为同一种政治话语。(18)这也就是说，无论从研究对象还是从历史书写的视角来看，如何在全球化中定位民族性，以及基于民族性和国家单元的立场又将由此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将是值得讨论的问题。也正是如此，在全球史的视野下展开在不同民族国家以及文化范围内的基本概念的比较思想史研究将会是饶有意义的。 随着思想史研究范式的转型，对一些主题的讨论也在新近展开。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思想史学界开始对昆廷·斯金纳所提出的“现代性”问题进行反思。这一问题最早是由斯金纳在其早期的成名作中提出的。1978年，斯金纳出版了《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一书，全书共分两卷，第1卷为“文艺复兴”，第2卷为“宗教改革的时代”。此书出版后，立刻获致好评，一直以来被视为当代思想史研究的经典著作。可以说，无论从其研究内容还是“历史语境”这一研究范式方面都被看作是思想史研究中的一场“革命”。正是在这本书中，斯金纳提出了思想史研究中的“现代性”问题。 最初，斯金纳应约为企鹅出版社撰写一本关于近代早期政治思想史概述这样的著作，时间为16世纪到19世纪初。但是，斯金纳考虑到他对十八九世纪的思想演进不是特别熟悉，于是便转向自己非常擅长的近代早期，具体为13世纪至16世纪，并且以这样的书名来出版。此书出版后在获致好评的同时，也引发了对其的批评，这种批评主要集中在书名“基础”上。因为使用这样的词语很容易和当时美国哲学家罗蒂提出的“基础主义”相混淆，导致人们认为，作者已为判断什么是现代国家设定好了一种绝对性的标准，而这恰恰违背了“剑桥学派”所提倡的“历史语境主义”的主旨。在批评中，斯金纳没有想到使用这一词语所带来如此的后果，尽管后来他也为自己进行了辩护，但还是坦陈不应该选用这个词语。因此在1999年的意大利文的译著中，这个词就被更为确切地翻译成“起源”(19)(origin)。其实，在斯金纳看来，他的任务是要描写“国家”这个概念是如何在现代世界中“起源、基础、演变和发展的”(20)，或者说是梳理“国家”概念是如何进入到现代西方世界的。现代国家的理论仍有待构想，而这个理论基础现已完备。(21)所以，一些学者认为，斯金纳在这本书中，是从历史语义学出发研究“现代国家概念形成的概念史”(22)。 令人惊奇的是，很多研究者集中对斯金纳所使用的“基础”一词进行批评，但对这一书中的“现代”以及斯金纳所阐释的“现代性”问题却没有给予关注。直到2002年，斯金纳在访谈中还对国家概念进入“现代西方世界”做出说明，并一再使用“现代西方”这样的词汇。他说：“我试图确认那些最基本的概念，正是通过使用这些概念，我们构建了现代(modern)西方宣布为合法化的各种理论，这就是我们在谈及公民的各种义务和国家的各种权利时继续使用的各种理论。我的著作第1卷集中于各种关于公民美德和自治的理论；第2卷集中于专制主义的兴起和与之对立的自然权利理论的出现。我试图表明，这些是我们现代(modern)西方着手构建国家理论的概念基础。”(23)值得欣喜的是，最近几年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批评。例如，澳大利亚学者巴里·亨德斯教授就撰文质疑“现代”这样的用法。(24) 如何理解斯金纳所说的“现代”，其含义是什么?在2003年为纪念此书出版25周年而举行的学术讨论会上，有学者指出，传统的政治科学对于成为现代性诞生基础的国家概念研究投入了大量精力，并且把现代性形成的时间定位在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这一时期。而斯金纳这本书的创新之一，就是它打破了这种一向被公认为“现代之诞生”的时间界限，将此时间向前推移。因此，这本书的内容大部分是关于中世纪的，第1卷的最早时间是1085年；更为重要的是，它将历史研究的重心从学界一直关注的诸如马基雅维利、博丹、霍布斯等人转到了在思想史研究中几被忽视的一些“小人物”身上，如巴托雷斯、马西略和但丁等。(25) 不仅如此，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其概念本身成为政治讨论的中心等意义上，斯金纳所考察的国家概念在朝向“现代”演进的历史过程中都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在此书中，通过对思想的历史考察，斯金纳提炼出了标志着国家概念所实现的现代转变，或者说判定“现代国家”特性的四项内容。(26)如果说这是对实体性内容的考察的话，与此同时，斯金纳还考察了对“国家”这一概念的使用，从而将研究转向了对概念的历史考察。 在赞誉之后，也有学者开始质疑和批评斯金纳使用“现代”(或近代)作为书名，现代的含义究竟是什么?是对隐含的现代性的追求吗?当我们说欧洲政治思想的现代性，特别是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中所指称的“现代”究竟意味着什么?诚如巴里·亨德斯教授所说，什么是政治思想，那么在这里，更应该问什么是现代政治思想；或者说，政治思想中的现代内涵是什么，政治思想中的现代性指的是什么。是不是就是斯金纳所说的国家概念的现代转变就是政治思想现代性的形成，两者之间具有等同性。从历史进程来看，显然不应该完全一致。同时，巴里·亨德斯教授还指出，如果斯金纳认为“国家统治的技艺”被看作是政治思想的现代内容的话，那么，如何在更为广阔的空间如“帝国”的空间中来进行讨论。因为在历史上，不同政治类型的国家，诸如“帝国”或者说“君主制国家”都成功地发展起了“国家统治的技艺”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因此，斯金纳将其视作为“基础”也就值得商榷，或者说至少是需要进一步完善。 (责任编辑：admin) |